哪怕在民国,鸦片也是个会动摇国本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例如,如今云南的年收入约为1100万银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银元。
鸦片被各省军阀视做了钱袋子。如今统治四川的军阀就规定了:农民如果只种粮食不种鸦片,那么种一年粮食交三年的税,但是如果种烟的话就交一年的税……如果第三年农民还是只种粮食不种烟,那农民就要交七年的税。
川军也因此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号——“双枪军”,即一手火枪一手烟枪。若不是后来川军靠“壮士出川”在抗战中血战到底证明了他们的血性与勇猛,川军会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抬不起头来。
也正是因为百姓都荒废了土地改种鸦片,民国才会每隔几年都会发生“大饥人相食”的惨剧。
直到几十年后,那股红色的潮流席卷中华大地,那些开创了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泥腿子抵抗住了钱袋子的诱惑,一刀切去了鸦片和妓女这两个毒瘤,才让华夏的民主真正站了起来。
乐景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明白,鸦片问题是时代问题,不是单纯的人力就能解决掉的。
所以此情此景下,尽管不甘,他能做的也唯有沉默。
在安静的房间里郑宜梁的一声轻叹格外清晰:“君玉啊,别想了,这件事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就算大总统也解决不了。”他颓唐地苦笑一声,“若真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做的也就是以身殉国谢罪了。”
周德璋沉默几秒钟,然后勉力抬起头,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瞧我,没事说这些干什么?倒是惹得大家都不痛快了,是我的错,还望两位原谅则个。”
乐景摇头笑道:“周公忧国忧民何错之有,只是我们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文章尽可能地传达我们的思想了。”
郑宜梁连忙点头附和道:“对极,对极,我就不说了,君玉你怎么也是个大作家,你的文章总有很多人响应,你可以用自己的文章来呼吁禁烟呀!”
周德璋在心里叹息,他明白这不过是好友在安慰他罢了。鸦片问题不是他写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的——他以往也写过很多文章表达自己的禁烟主张,也的确在报纸上引发过很多讨论,但是也仅限于“讨论”了。
在郑宜梁和乐景不约而同的转移话题活跃气氛的努力下,几人间的气氛明面上也终于摆脱了刚才的消沉,重新变得和乐融融起来,只是内在的暗潮汹涌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
太阳明晃晃地挂在西边,地上冒着蒸腾的暑气,街上只有零星的行人。郑宜梁哪怕已经坐上了回家的黄包车上,也挡不住全身的汗意。他满头大汗用手给自己扇风,暗骂这见鬼的天气。
坐在一旁的周德璋忍不住跟郑宜梁提及了李景然:“我观此子,非池中物。”
郑宜梁白了他一眼,“这还用你说。”他的脑海中又想起少年长身而立站在前厅,从容不迫侃侃而谈的模样,真心实意地感慨道:“也不知是哪家养出了这妖孽,我要是他父亲恐怕做梦都会笑醒。”
周德璋陷入沉思,“李姓是大姓,不好说啊。”李景然也只是说他是离家过来游学见世面的,具体的家庭背景之类的他闭口不谈,他们又不好打听。但是观其言谈风度,一看就知道家里非富即贵。也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养出李景然般格局和才华并存的孩子。
郑宜梁满不在乎回答:“不管他家里有什么背景,和我们相交的也是李景然而不是他家里,想那么多干什么?”
周德璋愣了一下,想了想正是这个理,倒是他着相了。不拘李景然什么家庭出身,他的脾性与才华都对了他们的胃口。虽然李景然年岁比他们小很多,但是他和郑宜梁都不是迂腐的人,都觉得李景然是个不错的朋友人选,内心深处都倾向于和他打好关系的。
……
乐景丝毫不知那两人在回去的路上对他做出的评价,在那两人离去后,他便站在廊下,盯着浩然晴空,陷入了漫长的沉思。
自他从这个时代醒来的那一刻,就和鸦片结下了莫大的因缘,鸦片也给他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直到现在,他夜晚仍是手脚发凉,稍微运动一下便喘的厉害。没有人比他再清楚不过鸦片会对健康造成的危害了。
但是知道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一回事。
他之前虽然告诉周德璋可以攥文传达自己的思想,但是他自己也明白这有多么杯水车薪。鸦片问题比妓女问题面临的阻力更大。
要解决鸦片这个顽疾,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然而即便如此,有些事还是需要人去做。
就像那位大文豪所说的那样: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他来到这个时代,天然便比这里的人多了近百年的文明熏陶,因此他是个天生的先行者。
作为先行者,他有责任为后人开拓出一条道路。
如果这个时代没有光,那么就让他化作光吧,让读者通过他的文字感受穿越百年时光的文明之光。
自他从这个时空醒来,就一直悄然埋藏在他心中的野心终于破土而出。
这次他不再裹以爱国和大义的名头,只是他想这么做而已。
这是他的野心,也是他的正义。
他想通过自己的文字让人性光辉在越来越多人身上觉醒,他想用自己的笔指引读者走向那个自由且美丽的新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