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成功后,以宗教领袖取代国王,以神权制代替世俗制,从历史发展角度上讲,无疑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倒退,谈不上任何先进性,但革命却赢得了民众的热烈拥护,直到现在,大多数民众仍然拥护宗教神权统治。这是伊朗宗教政权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最大不同。由此可见,民意不能代表民心,民心也不能代表真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既然伊朗人民选择了宗教神权制度,世界人民就应当尊重他们的选择。列宁说,&ldo;用棍子不能把民众赶入天堂&rdo;,任何国家企图从外部使用暴力手段推翻伊朗现政权的行为,都应当受到谴责,也是很难得逞的,因为在政权的背后,是难以征服的广大伊朗民众。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用战争手段有时并不一定能够解决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外交,以及其他各种手段争取人心。战争是迅猛的、短暂的,争取人心的工作是春风化雨的、长期的。就伊朗问题而言,不管美国如何仇视这个宗教政权,但企图用战争这种野蛮粗暴的方法,一下子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人心民意问题,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人道的。伊朗不是伊拉克,宗教领导人不是萨达姆,伊朗人民也不是伊拉克人民,如果美国企图用伊拉克模式,梦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伊朗问题,实现战争目的,那么美军在伊朗的前途注定是危险的,伊朗必将成为美国第二个越南梦魇。
选择是一个哲学问题,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选择的过程中可以修正方案,但无法重来,因为时间无法逆流。三种战争模式,慎重者选择利比亚模式,稳健者选择科索沃模式,激进者选择伊拉克模式,视美国霸权需要、资产阶级内部争吵的结果以及总统政治感情的好恶而定。由于美国占据绝对优势,战争准备过程中,美国需要多手准备,更要重点准备,一旦定下战争模式,就要脚踏实地完成战争准备,不能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原因,脚踩两只船、三只船。就有利于达成战争目的而言,毫无疑问,美国战争准备的基点应当是科索沃战争模式。
三、说服自己
全球化时代,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信息网络空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舆论的话语权,传播着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在全世界构建了一个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思想框架。这个思想框架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繁荣。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思想框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只有20的人能够享受,因为他们是富人,占有80的国家财富,而其他80的人,只占有20的国家财富,他们只能披着这个思想框架华丽的外衣,而不能享受其实质的好处。可悲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总以为西方国家是天堂,把20的人能够享受到的美事,当作是全体民众都享受的美事。
在这个思想框架下,美国俨然以道德救世主自居,高高在上,动辄对他国事务说三道四、指手划脚,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甘心俯首顺耳,聆听教诲,而是选择与美国进行对抗,首先他要面对的并不是美国这个国家,而是不利于己的这个思想框架,在没有更好的思维框架之前,这个思想框架限制了一般民众思考的方向和深度。但世界总是要进步的,西方世界一手打造的世界舆论标准,也遭到了世界上智者的怀疑和质问,包括美国人民自身。
有一种政治度量,叫做民众主导政府度。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政府为所欲为,专制,视民众为无物。这种国家,民众主导政府度为零。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政府过于松散,易受民众舆论左右,动辄领导人引咎辞职。这种国家,民众主导政府度为1,日本就是这样的国家。由于频繁的政府更迭,日本事实上没有政府,在此慎重建议世界各国不要和日本政府打交道,因为你今天接见的总理,明天就可能下台,他所做出的承诺,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废话。除此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民众主导政府度介于零和1之间,只不过有的国家左偏向零,有的国家右偏向1。
美国是一个民众主导政府度右偏向1的国家。从美国历史看,在重大问题上,民众对政府有很强的影响力。美国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民众的舆论影响着政府的战争决策,没有民众的赞同,统治者很难发动一场战争,即使出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发动了战争,但民众总有力量制止它,迫使政府退出战争。二战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之所以灰溜溜地停战,就是民众力量爆发的结果。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刚刚发起的时候,美国民众都是支持的。阿富汗战争,由于进行得不尽如人意,美国国内现在出现了响亮的反战声音,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战争决策,可以预见,如果阿富汗战争战况继续恶化的话,美国无疑会选择某种形式的退出。
在战争决策问题上,美国政府往往处于&ldo;国家道德&rdo;与&ldo;民众利益&rdo;交织的困境之中。一方面,美国构建了世界思想框架,它以美国的价值观为依据,在全世界营造出一种西方主导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极大影响了世界人民的思考方向,由于潜意识的作用,这种思考方向使世界民众在无意识中倾向于支持美国政府;另一方面,与美国政府的&ldo;美好理想&rdo;相对,美国民众是极其现实的,他们眼里只有钱,在美国国内舆论中,民众往往以利益为判断依据,根据利益得失决定自己对战争的态度。这样就导致出现了一种可笑的局面,即在战争事务上,好战的美国政府往往以自由的名义轻易说服了全世界,要求进行战争,但在利益面前,却往往不能说服本国民众,是美国人民而不是世界人民,经常对美国政府说&ldo;不&rdo;。在四场局部战争中,人们常常会发现,反战示威最激烈的地方,往往不是在伊拉克、南联盟、喀布尔,而是出现在纽约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