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的是暗号。杂货铺主如同厦门博闻文具店主,人很可靠,却不是组织成员,不参加地下活动,只是代为保存、转交特殊邮件。有人来取,只要暗号对,什么都不多问,交付即可。这一接头方式吴春河早在出事前就预作安排。吴春河小心谨慎,亲自与张双庆前来,教张双庆对暗号取走信件之后,让张双庆自己返回,自己跟在后边观察,确认没有可疑人员尾随,才返回山边的张家。
通过取回的几封复信,以及本应回复却没有得到的信件,吴春河大体明白了自己侥幸摆脱的一场突然抓捕从何而来。
吴春河于&ldo;二二八事变&rdo;之后在台湾岛内重新发展的地下组织未受破坏,台北、高雄及台南本地的人员、交通均完好无损,并已按照他的紧急通知,通过各自渠道,安排各自人员暂停活动,以待情势明朗。本应从厦门方面传递过来的音讯却没有到达,没有任何只言片语,寄往博闻文具店的信件如石沉大海,妻子钱金凤没有取走,没有回复。显然是她出了事,才会有宪兵突然到这里抓捕他。吴春河没有写信到家里与妻子直接联络,因为宪兵追捕时他已经有所猜测,担心事出于她,如果那样,与她的直接联络渠道肯定已经受到特务的监控,包括通过其他家人的联络都不安全。
一个从厦门回到台南的商人提供了一个情况:前些时厦门出了大案,警备司令部暗藏的共党分子从监狱骗出一个人犯,遭宪兵围捕,为首女共党被击毙于万石岩山上。
吴春河如遭雷击,一连几天,从早到晚呆坐于张双庆的避难小屋里,不思茶饭,一言不发有如和尚坐禅。
以吴春河的谨慎和隐忍,此刻潜伏静观应当是比较稳妥的办法,躲在台南山边张双庆家坐禅,目前是安全的,待风声稍平,他依然可以在台活动。但是他无法继续静藏,因为厦门意外生变,妻子可能已经亡故,让他焦虑不已的还有整个联络的中断。厦门出事后,除了博闻文具店这条联络线失效,原本已经建立的,经由香港到台北的一条联络线路也丧失功能,香港方面切断了联系。吴春河以及他苦心经营的这一部分地下组织与上级不再相通。
他决定返回大陆,任务是接头,设法把联络线路再找回来。
张双庆把吴春河送到渔港,通过那里的关系上了一条前往舟山捕鱼的渔轮。眼下吴春河不能回厦门,不能回惠安洛阳吴家老宅,那些地方肯定都有大网伺候,他走了一条远路,取道杭州,再辗转南下,十几天后到达香港。
吴春河到台开辟工作之后,上级安排他通过香港建立联络,确定了联络点和联络方式,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备用联系渠道。按照秘密工作要求,这些联络点和渠道只允许他使用,此刻联系中断,只能由他潜出台湾,独自前往香港接头。吴春河赶到香港后,发觉原有的联络点已经不存,备用联系渠道原设于一家经营西洋参的货栈里,此刻货栈已经盘给一家西饼铺,新任东家对前任老板的去向一无所知。相关联络点都被果断撤销,吴春河在香港四处碰壁。
作为一个老地下党员,他清楚自己四处碰壁并不奇怪。他的妻子出了事情,随后他在敌人追捕中失踪,事发突然,非常意外,原因是什么?是否有人叛变?妻子的直接领导是他,妻子出事是否与他相关?有没有祸及地下组织?情况尚未搞清,上级不能不防,以免发生骨牌效应,造成巨大破坏。
他必须另觅渠道。苦思冥想数日,考虑再三,他舍近求远,绕一个圈子,从香港跑到新加坡去找黄庚。黄庚是厦门人,与他是大学同学,在学生宿舍同住几年,彼此非常了解。黄庚的年纪略长几岁,入党比他早,吴春河大学毕业时,黄庚向上级推荐,把他留在上海做工运。后来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一批工作人员被捕,他俩幸免于难,在上海无法立足,两人各奔东西,黄庚东渡日本,吴春河则回福建。抗战爆发后,黄庚从日本回国去重庆,在一家很有影响的报馆担任主笔,抗战胜利后出国到新加坡,应聘筹办一张华文报纸,出国前曾返回厦门,两个老同学见过一面。黄庚说他到新加坡是出于&ldo;需要&rdo;,海外华侨的影响不能小视,得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还交代:&ldo;有事可以找我。&rdo;出于秘密工作要求,尽管知根知底,彼此的真实身份还是不能明说。后两人偶有书信联系,吴春河很留意黄庚办的报纸,从文章倾向看,黄庚做的是海外统战与宣传工作。抗战期间黄庚以报社名主笔身份,经常出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到海外工作很可能是中共高层领导的安排。
吴春河在新加坡找到黄庚的报馆。黄庚见到他非常吃惊。
吴春河说:&ldo;无事不登三宝殿。&rdo;
他讲了自己的情况。妻子被国民党宪兵枪杀,他连厦门都没回,亡妻尸骨落在哪里都不知道,想来心如刀绞。但是他不敢因个人遭遇耽误大事,强忍沉痛,千方百计辗转香港,身赴南洋。台湾正在开辟工作,随着大陆战事迅速发展,台湾越发显得重要,需要尽快恢复与上级的联系。此刻无计可施,只能求助黄庚。
黄庚问:&ldo;谁派你来找我?&rdo;
&ldo;没有谁。自己派自己。&rdo;
&ldo;要做什么?&rdo;
&ldo;任务就是接头。&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