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崇尚和追求浮华、声望和体面。1966年8月戴高乐夫妇的来访给他提供了机会,激起了他在这方面的表现欲。此时,恰逢柬埔寨第四次大选。然而,他对此全然不顾。在他看来,戴高乐的来访远比大选来得重要。他渴望那种声势浩大、举国欢腾的盛大场面,更何况来访者是他仰慕已久的英雄和伟人。他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筹备这次接待活动。几十万人绵延10多公里夹道欢迎的仪式,豪华盛大的国宴,数万名小学生参加的团体操表演,自然还少不了他的王家芭蕾舞团的精湛演出。戴高乐三天访问期内的这些花费,就达几百万美元。
几天的狂欢结束之后,西哈努克的不祥兆头便降临了。问题不仅在于过分铺张给国家财政造成的困难,而且在于他忽视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由于他忙于对戴高乐的接待,他的人民社会同盟的议会候选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而他自己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选举结果,许多注重地方利益的候选人战胜了人民社会同盟的候选人。胡荣、符宁、乔森潘三名左派议员获得了连任。他们都在各自的选区获得了很高的选票。
这次选举使朗诺出任了新政府总理。西哈努克允许他出任总理,在当时来说,不是没有理由的。朗诺一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虔诚的佛教徒,少言寡语,从不引人注意,有人形容他&ldo;像一条平静的鲤鱼&rdo;,表面上谁也看不出他会有什么野心。大概正由于这一点,西哈努克重用这位并无军事才能的朗诺当总参谋长。朗诺在任职期间,奴仆般地服务于亲王,从来没有任何违抗的表示。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在效忠亲王的同时,悄悄地培植他自己的势力。当1966年大选到来的时候,他已在军官阶层享有了广泛的支持。他也颇受中产阶级和华柬商人阶层的欢迎。他们也和军官阶层一样反对西哈努克对进出口贸易国有化的政策,也反对同美国断交。他们希望朗诺能站出来扭转西哈努克的政策。
正当新议会开会选举首相期间,西哈努克居然为了彻底放松一下,到医院休养去了。结果,朗诺被选为首相。西哈努克当时没有理由拒绝这位还算忠诚的下属。但是,这一轻率的认可,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西哈努克不仅没有发现自己播下了政治隐患的种子,相反还放心大胆地到法国长期治病休养去了。他在那里住了1个半月。
在亲王离开之后,朗诺的政府官员纷纷到农村去征购大米。他们以比黑市低得多的价格向农民强行征购。军队也趁机对农民施暴,抢夺农民财物,骚扰妇女。地方政府官员在中央政府的影响下,也横征暴敛,贪得无厌。就是在这时,在金边的一个年轻和尚离开了寺庙,逃进了丛林,参加了红色高棉的革命运动。他就是洪森。不久,在柬埔寨便发生了反政府的活动。
当政府要在马德望省三洛附近征用土地,修建一座糖厂的时候,矛盾迅速激化了。政府征用了农民的大量土地,但没有给予足够的补偿。这激起了农民的怒火,从而引起了暴力反抗。他们先是袭击了政府的征税小分队,并打死其成员。后来几乎整个地区都发生了暴动。他们打死武装士兵,夺取他们的武器,袭击警察哨所,抢走枪支,然后逃进丛林,参加了柬共领导的红色高棉激击队。
这时,代理国家元首的朗诺首相毫不手软地对该地的农民暴动进行了镇压。他派出了伞兵部队和大批国民警察部队,以悬赏的方式残酷镇压反叛者。许多农民害怕被捕和屠杀而逃往游击队的营地。
西哈努克从法国回来以后,情况更加恶化了。他要求朗诺辞去首相职务,任命宋双接替;但到了5月份,危机波及到了城市。他指责左派和三洛农民暴动有关,扬言要将左派议员乔森潘、胡荣提交军事法庭。这种恐吓使他们立即转入了地下,并前往柬共革命据点。随后,有三名自由高棉成员被处决了。处决的情景还被拍成了电影,进行宣传。这种宣传使人们联想到乔森潘、胡荣两个左派议员的失踪。大家都以为他们也被杀害了。于是,在金边爆发了上万人的示威游行,抗议对他们的杀害。
直到6月底,马德望的动乱才最后平息。据西哈努克称,在整个暴力冲突中,死亡1万人。
朗诺统治的短短几个月和这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成了柬共革命的转折点。虽然西哈努克曾指责红色高棉与暴力有关,但实际上柬共并未在这次冲突中发挥任何作用。这次暴动完全是自发的,柬共领袖们对此并没有任何准备,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条件已成熟。10年后,民柬出版的《柬共历史》称,三洛的暴动&ldo;是由人民自己的运动引起的。党中央还未决定在全国发动武装总暴动。在马德望……这场农民运动……已达到了沸点。但是党放弃了对那里的运动的领导,并决定暂时停止马德望的武装斗争,直到在全国完成它的准备工作。&rdo;
但无论如何,三洛事件成了一个信号,它提醒了柬埔寨共产党:革命形势正在出现,武装斗争的阶段已经不远了。
对柬共来说,革命形势的出现是他们渴望已久的,他们终于看到了人民对当时政府的不满和憎恨,终于看到了革命的对象。而这一点应归于朗诺,归于西哈努克对朗诺的轻信。几年后,过流亡生活的西哈努克对记者痛心疾首地说:&ldo;我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选择朗诺作为我的助手,成为我的总参谋长和总理。&rdo;他在回顾三洛事件的教训时说:&ldo;马德望的屠杀是朗诺和施里玛达干的。当时,我在科特达祖尔的一家医院里治病。他们屠杀的也不是红色高棉游击队,而是农民,起因是这两个无赖去征用他们的土地。我没有派朗诺去夺取他们的土地,因为我自己的土地已经太多了……&rdo;&ldo;至于红色高棉游击队,在对待他们的问题上我犯了错误,这我知道,朗诺向我提供了假材料,证明他们想推翻现政权,于是我就同他们格斗。我把他们作为卖国贼对待。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rdo;1973年,当西哈努克在柬共游击区会见传说被西哈努克处决的乔森潘时,两人在对朗诺的看法上不谋而合,而且西哈努克对红色高棉的策略艺术第一次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