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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火上浇油般扣了扳机，直直打破了它的喉管。我们扒了熊皮，切了几块肉，余下的埋进雪堆并打了记号，打算下个月去取。“美人儿的枪打得真漂亮。”他道，“您这人”“我好歹也是个军人。”“清秀，单薄。”他接着道，“您真的很适合站在天文台看您的星河万里，不像我我自打决意考军校，就没动过其他心思。”“您为什么参军？”他笑答：“为土地与人民。”保夫卡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前些日子去了伊加尔卡，镇上的医生给开了些药，都是临时延缓阵痛的方子。我们说不出话来，倒是他自己笑得没谱似的：“进城的话，给你们找酒找姑娘去。”在酒馆里听闻资本家们正式倒台，莫斯科的暴乱又开始了。我躲了出去，想给父亲写信，但是没敢下笔。不论怎样，我是国家的军人。伊加尔卡这片灰蒙蒙的城市是保夫卡的家乡。他在这里成长，又去了圣彼得堡，遇见了我父亲和其他一些军官。命运就是那么可笑。一同过路的人分出了尊卑，不言而喻地，一拍两散。2月6日保夫卡走了。那天他清晨出去巡防，就再也没回来。我出去找他，只拾得他那把老式步枪。林子某处幼鹰凄长地尖声叫着，山脚下小村庄里回应着另一只公鸡经久不息的啼鸣。安东把那把步枪拆成几块，枪管和弹夹留下，其余给埋了。我们知道保夫卡是基督教徒，给他打了十字架。听说死者手里要拿圣经，我们没有，只能拿了张纸片给他写上几句，贸贸然火化成一撮灰。凭圣父圣子圣灵之名。2月21日日子本来很清闲，莫斯科突然来了指示，要从伊加尔卡港口修筑铁路。这里的边防军都被要求向指定修路点调动。大概是斯大林的主意——他的主意总是很多。但北西伯利亚的军队还有一些没有被正式改革收编，称不上是红军。城里开会时，有的部队怨声载道，还有的干脆没来。我相较于维克托和安东算是读过不少书，盖勒克斯身上有旧伤，我不好麻烦他，于是接下了保夫卡的职位。“诺斯·尼基弗洛夫，”开会时从莫斯科来的团支书道，“你对改编怎么看？”我合上笔记本，想起父亲。刚要开口，坐在后面的盖勒克斯扯了扯我肩膀。我回过头去，听他在耳边道：“你有资产吗？”我还未来得及回应，礼堂那边一个人腾地起身：“我们的东西，也全部要给你们吗？那我们还剩什么，穷光棍一条？”“听说红军把姑娘共妻”礼堂里一阵低低的笑声，又归于沉寂。“先生。”我这样称呼那位团支书，觉得十分别扭，“如果打仗，您的红军会不遗余力地……保卫国家吗？”他一愣，笑了。“当然，少校。”北寒星河（下）3月5日铁路修筑开始了。这里我不熟悉，风雪很大。眼前什么也看不清，往往一个铁锹用了三天，柄头就脱落了。没有任何机械，全凭一双手。不相识的人肩头扛着相同的砂石土块，面前铺展开茫茫的荒原与烟灰的云层。天黑时有明火，杂糅人声，还有远处的鸡鸣犬吠，被北下的寒风袭卷而去。我的肩膀不负期望地被冻伤。起初以为没什么事，军大衣许多天都没卸下，加上天气寒冷，清洗伤口更为麻烦，就耽搁了。没过几天，肩膀就举不起来了。我请了一个小时的假，打算去处理。盖勒克斯在炭火旁烤热了刀，我咬着牙坐下，开始解大衣扣子。寒气灌进来，最里的棉衣和冻伤粘合在一起，一片青紫色。“你有火药吗？”我只觉得肩头钻心地疼，尽力地将声音放轻。“火药是撒在枪伤上的，您糊涂了。”他在我身后半蹲下，刀口细细地挑粘在创伤处的布料。我左臂不自觉地颤栗，逼着自己和他说话：“是啊，这两天实在没歇过”我真希望，他能把我当做一个剔骨疗伤也能谈笑风生的人。盖勒克斯停了下来。他把我的大衣往下拉了拉，将手臂伸到我面前。“您疼就咬着，这里没有木片。”他道。我只在他挖下腐肉时咬住他的食指闷哼了一声。温热的血液顺着胸口躺下来，他迅速地用绷带止住，把我考到一边。“谢谢”在此时都说不出口，我只听他道：“没破血管，那是淤血。”我试着活动了一下。他在我身边坐下，给我看了看表——我的休息时间还有十五分钟。这几日天空无星无月。顺便记一句，母亲来信，说父亲已经被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