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不久前,我的一个年轻侄女急匆匆地把孩子送到一位知名的皮肤病医生那里,她没有咨询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她认为家庭医生已经年老体衰。那位专科医生进行了一些昂贵的治疗,之后却发现孩子只不过得了一种不太常见的麻疹而已。
我刚才提到这些——虽然我怕跑题——是想说明我对帕特里克先生观点的赞同,但我仍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如果罗兹先生病了——”我说了一半,便停了下来,因为这个可怜的家伙发出了极其恐怖的笑声。
他说:“我想我几个月之后脖子就会被折断,一命呜呼。”
随后,我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最近在巴恩切斯特,一个距我们二十英里远的小镇,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恐怕我当时并没太注意这个案子,因为我们在村里跟我们街区的护士打得火热,对印度地震和巴恩切斯特的谋杀这类外面发生的事儿毫不知情,尽管这些事儿确实更加重要,但还是让位于我们在当地过的自己的快乐小日子。我恐怕乡村都是这样。无论如何,我确实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女人在旅馆里被捅死的新闻,但我没记住她的名字。现在看来,这个女人好像是罗兹先生的妻子。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实际上他被人们怀疑谋杀了自己的妻子。
帕特里克先生清楚详尽地为我解释了这一切,虽然科罗纳的陪审团已经作出裁决,认为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可能是某个或某几个陌生人。但罗兹先生仍然相信,他可能在一两天之内会被逮捕,所以他找到帕特里克先生寻求帮助。帕特里克先生继续往下说,那天下午他们咨询过皇家学院的马尔科姆·奥尔德爵士,一旦案件开始审理,马尔科姆爵士将为罗兹先生辩护。
马尔科姆爵士是个年轻人,帕特里克先生说,辩护方法很新式,他表示已经想好了要怎么辩护。但对于他的辩护方法,帕特里克先生并不完全满意。
“亲爱的女士,您看,”他说,“这个方法有点儿像我说的“专科医生的观点”。你给马尔科姆爵士一个案子,他只看到一个方面——最可行的那个辩护方法。但在我看来,即使是最佳的辩护方法,也可能完全忽略最关键的一点。因为它并不考虑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然后他接着说了一些非常友好的奉承话,称赞我的机敏和判断力,以及我对人性的了解,请我允许他讲述这个案件,希望我能够给出一些建议。
我看得出来,罗兹先生高度怀疑我的能力,同时也很懊恼被带到这儿来。但是帕特里克先生没有理会,继续给我讲述三月八日晚上发生的事情。
案发前罗兹夫妇一直待在巴恩切斯特的皇冠酒店里。罗兹太太可能有点儿忧郁症(我是从帕特里克先生小心的措辞中得出这一结论的),她吃过晚餐后马上就得上床休息。她和丈夫住的是相邻的两间客房,中间有一扇门连接两边。罗兹先生在写一本关于史前燧石的书,他坐在隔壁房间里工作。晚上十一点,他收拾好文件,准备睡觉。在这之前,他往妻子的房间瞧了一眼,以防她还需要什么东西。结果他发现电灯亮着,而妻子躺在床上,被人用刀刺穿了心脏。她已经死了至少有一个小时——或许更长。接下来是案情的关键。罗兹太太的房间还有另外一扇门,是通向走廊的。这扇门被从里面反锁,并插上了门闩。房间里唯一的窗户是关着的,而且上了闩锁。罗兹先生称,没有人经过他所在的房间,只有一个女服务员进来送过热水瓶。插在伤口上的凶器是罗兹太太梳妆台上的一把匕首。她习惯把它当作裁纸刀。刀上没有指纹。
案情可归结为一点——除了罗兹先生和女服务员之外,没人进入过受害者的房间。
我询问了那个女服务员的情况。
“那是我们第一次问讯,”帕特里克先生说,“玛丽·希尔是个当地人。她在皇冠酒店当服务员已经有十年了。她似乎没有任何理由突然袭击一位客人。无论怎样,她看上去都挺迟钝的,甚至有点儿傻乎乎的。她的口供和罗兹先生所述也没有什么出入。她给罗兹太太拿来了热水瓶,看到罗兹太太快要睡着了。说实话,我不相信她会杀人,我也肯定,没有陪审团会认为她犯了罪。”
帕特里克先生又提到另外一些细节。在皇冠酒店楼梯的尽头,有个小型的休息室,人们有时会在那儿闲坐,喝杯咖啡。一条通道通向右侧,里面的最后一扇门就是罗兹先生的房门。通道在那儿又直接转向右侧,拐角处的第一道门就是进入罗兹太太房间的。碰巧的是,这两扇门都可以被人们看到。第一扇门——通向罗兹先生房间的门,我称作a,可以被四个人看到,两个商务旅者和一对上年纪的已婚夫妇,他俩当时正在喝咖啡。据他们说,除了罗兹先生和女服务员之外,没有人进出a门。而另外一扇b门,有一个电工正在那儿干活儿,他也发誓,除了女服务员外,没有人进出过b门。
这确实是个非常离奇、又十分有趣的案子。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定是罗兹先生谋杀了他的妻子。但我能看出来,帕特里克先生十分确信,他的客户是无罪的,帕特里克先生可是个相当精明的人。
在询问中,罗兹先生支支吾吾地讲了一件事儿:曾有个女人给他妻子写过恐吓信。他讲的事情,我觉得极端不可信。在帕特里克先生的要求下,他自己做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