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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 没有不求人的人（第1页）

院长跟爸爸说：“孙大夫从来不讳言自己信教。他行医不开大药方。病人反应，疗效不错。”

到职工医院看中医的人，大部分是自己掏钱看病的郊区农民，他们最头痛的是，医生不管有用没用，上来就开大药方。别的大夫靠卖药挣钱，孙大夫对此不屑一顾。对于同行的闲言碎语，孙大夫也秉承一个教徒的信仰，坚守自己的行医方式。

职工医院的孙大夫开小药方还能治病，这消息不胫而走，找孙大夫看病的人就多了起来。因为病人多，口碑好，孙大夫在职工医院待住了，还成了职工医院的一块招牌。

在职工医院行医的大夫都要有行医资质。在这些大夫中，孙大夫的学历是最低的，也就是官方标准的最低水平。但他看病的效果却比一些名牌大学毕业的中医效果要好。

名牌大学的中医教育，受西医的影响很大，走的是中西医结合的路子。这样培养出来的中医大夫，在分析病人病情的时候，看的是化验单。只是在用药上，采用一些经典药方。

孙大夫是在山西一个县城的中医学校里学的中医。这种中医学校培养的医生主要给农民看病。他们行医的地方，没有西医的化验手段。所以这些中医大夫只能依靠传统中医的望闻问切来诊断病情。

用院长的话说，孙大夫行的是古中医，是没有受到西医影响的传统中医，他的中医体系没有被割裂。孙大夫对症候的把握准确，不用大药方也能取得很好的疗效。

落实政策后，孙大夫收回了一个小院子，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孙大夫的媳妇务农出身，在院子里收拾出一块菜地，孙大夫一家平时只吃自己种的应季的蔬菜。孙大夫一个人行医养活一家五口，还要负担小女儿常年的药费，平日里一家人粗茶淡饭，衣着朴素。

孙大夫说话不多，没有朋友，与周围的人，要么同事关系，要么医患关系，不深交。孙大夫说：“说话耗神，影响给病人诊脉。”

有些病人接受了孙大夫的治疗后，信服孙大夫的医术，想和孙大夫深交。孙大夫婉拒说：“医患之间不便亲近。走的近了，看病的时候容易有杂念，影响治疗。”

和孙大夫接触过的人都会觉得，孙大夫是一个只会被别人求，而不会求人的人。可是，天底下可能就没有这种人，即便是笃行传统医家风范的孙大夫也不例外。

孙大夫一家在北京虽然有房，但是没有北京户口。孙大夫三个孩子的上学就业迈不过这道坎。贾勇爸爸的工厂每年都有进京指标，孙大夫一直在职工医院行医，也是对在这里解决户口问题存着希望。职工医院的院长把孙大夫介绍给爸爸时，也跟爸爸说了这个事情。

只要病人能动，孙大夫会要求病人到职工医院看病，坐诊而不出诊。职工医院的院长跟孙大夫说：“副厂长的爱人乳腺癌术后，想吃中药调理一下，身体比较虚弱，请您去家里给看看病。”

孙大夫说：“能走动的话，还是到医院来看比较好。”

院长附在孙大夫耳边说：“老孙，你那个户口的事，要是有个厂级领导帮忙争取的话，希望会大一些。”

孙大夫想了一下，有些勉强地点了点头说：“那好吧。”

孙大夫跟着爸爸来到卧室床前。妈妈想要站起来，被孙大夫制止了。孙大夫先看了看卧室里简单的陈设，坐在了床边的一张方凳上。贾勇给孙大夫沏了一杯茶，放到另外一张同样的方凳上。

爸爸坐在床边，给妈妈介绍说，孙大夫是职工医院最好的中医大夫。孙大夫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妈妈热情地问：“孙大夫听说您也在山西待过好多年？”

孙大夫点了点头说：“咱们待会再聊天。我中午刚眯了一觉，现在精神正好，我还是先给您把把脉。”

孙大夫让妈妈就着姿势把靠近床的左手放平，又拉了拉自己坐的方凳，调整了坐姿，开始号脉。孙大夫两眼微合，足足号了五分钟。然后长吸了一口气，睁开了眼。

孙大夫说：“我还需要耗您右手的脉，您能不能换个姿势。”

妈妈说：“我还是坐起来吧。”

妈妈在爸爸的搀扶下，从床上坐了起来，贾勇把卧室里放着的一台缝纫机推了过来，妈妈把右臂放在缝纫机上，孙大夫号脉正合适。孙大夫又合上眼号了五分钟脉。然后跟妈妈说：“我号完脉了。您要是能坐得住的话，还是坚持坐一会儿，老躺着不利于气血的流动。”

妈妈说：“好的，听您的。”

孙大夫说：“您年轻的时候得过比较严重的乳腺炎。”

妈妈说：“对，我生大女儿的时候得过严重的乳腺炎。当时在上海坐月子，我婆婆给我请了一个老中医，八毛钱一副的中药，吃了三副药就好了。”

孙大夫说：“当时是好了，但是病根落下了。年轻的时候气血足，问题不明显。等年龄稍微大一些，有了结节，然后有些结节发展成肿块。您先天不足，脾胃虚弱，成年后营养和保养都不够。您性格比较要强，容易生气。经常会为一些小事就控制不住地生气。气滞血瘀，久而久之，形成了肿瘤。”

孙大夫问：“这个病什么时候发现的。”

爸爸说：“一年半以前。她生病前在学校管后勤，事情又多又杂。学校里以前没有完整的财务制度，一堆烂账，她非要把旧账理清。一个人天天耗的后半夜。后来支撑不住了。我带她去医院，癌胚抗原指标超过了正常值十几倍。再做进一步检查确诊是乳腺癌。”

孙大夫问妈妈：“您当时自己有什么感觉？”

妈妈说：“就是累。心烦。想睡觉又睡不踏实。我们一家从山西回来。我在山西的时候是职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有高级职称。回到北京后，工厂的效益不好，地方学校缺老师，我就调到地方了。北京的学校不承认山西评的职称，不让我教主课。后来，看我是党员，就让我当了总务主任，管理学校的后勤财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