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运动的人物认为还应当加强新文化运动,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第三,一般急进的同学
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同学们往往成群的聚
集在寝室里辩论这问题,而我的房间也是这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ldo;救国第一&rdo;的
结论。我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急
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ldo;救国&rdo;。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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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于是我和一些同
学们发起组织一个&ldo;国民杂志社&rdo;,参加这个社的有一百多个同学,多数是北大学生,北京
其他高等学校也有少数活动分子参加。我们筹备出版一个名叫《国民杂志》的月刊。我自始
即被推担任发行工作,忙着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业务。这月刊于一九一九年
一月一日创刊,大约出了四期,后来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社员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
无暇兼顾出版事务,因而停刊了。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但他
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纷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一是少数的保守
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占半数的调和派,以易
克嶷为代表,他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提倡一致救国,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学说并行、
东西文化并重的调和论者,三是与调和派几乎势均力敌的急进派,我和许德珩常是这派的发
言人,找们主张革命救国,同时拥护新文化运动。
我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但因上述内部意见的纷歧,已经感觉
不满足了。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
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
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