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之在自己的住所内沉思此事,作为应天巡抚,他很清楚嘉靖派他来此的目的。南直隶作为大明的经济重心,更是国家财赋收入的重要来源,万万不能有失,要是因为倭寇影响了每年的税收和漕粮,不管他唐顺之打多少胜仗,最终的下场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张经、李天宠会落得悬首都门,身败名裂的下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嘉靖眼里,倭寇是无法威胁他的皇位的,但是倭寇的频繁袭扰会导致大明的财政税赋受到影响,这是嘉靖所不能容忍的。
说个不好听的,死多少百姓,杀多少倭寇,他万寿帝君才不在乎,张经、李天宠正是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故而才被嘉靖诛杀,严嵩、赵文华、胡宗宪等人的弹劾最多算是个催化剂罢了。
当兵部侍郎赵文华巡海督师到浙江,催促张经进兵。赵文华自恃与严嵩关系特殊,对张经颐指气使,又向张经索贿白银两万两,张经以自己位望在赵文华之上,不买其账,因而激怒赵文华。适值倭寇四处劫掠,赵文华督战更急。张经回复他说:“倭寇十分狡猾而且人数众多,等到援兵到达之后再进击倭寇,才能保证万全。”但是赵文华认为张经瞧不起自己,极为恼怒,便伙同浙江按察使胡宗宪上疏弹劾张经糜饷殃民,并且害怕敌人贻误战机。
张经、李天宠认为只要自己能够打胜仗,击败倭寇就能在嘉靖心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他们为了等待援兵,放任倭寇劫掠,造成倭寇肆虐浙江、南直隶,这在嘉靖眼中是不可饶恕的。
将二人押赴京师廷讯时,张经向嘉靖陈述这次歼灭倭寇的经过,并指出:自任总督以来,先后斩杀和生俘倭寇共达5000人之多。张经、李天宠根本没意识到自己为何激怒嘉靖。
严嵩给这二位致命一击,上疏称:“徐阶、李本浙江南直隶人,都说张经养寇不战,完全是赵文华、胡宗宪在一起谋划进剿,张经是冒功请赏。”
徐阶、李本都是深谙嘉靖性格的人,更是深知张经、李天宠为何触怒嘉靖,三位阁老的落井下石,直接导致他们两人被杀。
唐顺之怎么会不知道嘉靖的想法,故而到任以来,巡视南直隶各州县,给嘉靖以勤于王事的感觉。
通过巡视,唐顺之发现南直隶州县城墙多残破不堪,甚至不少州县没有城墙,主要是由于元朝攻取南宋之后不久,元世祖就下令拆毁南方城市的城墙,并且拆毁之后禁止重修,忽必烈企图以此削弱南方城市的防御力,方便蒙古军队镇压地方反乱势力。
后来虽然在洪武年间,为加强江海防,在元末城墙的基础上,江南的部分府县城墙得以再次修缮。但是从洪武到现在,大多数府县再无大规模城防建设。
唐顺之巡视后发现,依然保有城墙的府县已经屈指可数。大致言之,五座府城拥有城墙。除无锡、常熟外,常州、苏州二府的其余属(州)县拥有城墙。靠近南部的松江、嘉兴、湖州、杭州四府的属县里,除了沿海的海宁、海盐县之外,均无城墙。
上海县、青浦县、嘉善县、平湖县、桐乡县那样的新置县,承平日久之下,人们认为无筑城之必要,所以自建县治起,就无城墙。像安吉、长兴、常熟等州县,在元末明初时筑有城墙,但之后不加修缮,任由城墙倾圯毁坏,至嘉靖初年已经见不到城墙踪迹。
为什么这些州县不愿意修筑城墙?除了东南承平日久,没有匪患外,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城墙坍塌后,多余出大块土地,人们据为己有,置产营业,公有土地遂转为私有。例如嘉兴府崇德县,吕希周《筑城记》载“崇县旧址,悉为民居”;苏州府常熟县民众在旧城址上据以为业,州县不能究,顾征其升斗以为税。倘若开筑城墙,这些已经厚享无城之利愈百年的人势必会坚决阻挠。
而且能占据这些土地的,可不是一般的百姓,基本上都是当地士绅或富室,在地方上具有足够多的话语权,在长期无城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成为无城的最大受益者,并且根深蒂固,倘若开筑城墙,则既得利益必会大为受损,所以一闻筑城之议,则曲为挠阻者,无所不至矣。
承平安乐之时,城墙的价值无法充分凸显,人们轻视之。而当战乱兴起,人们方才意识到城墙重要性。之前陆深致仕后建议修筑上海县城墙,结果举城的富户反对。
而这次倭寇屠戮上海县,受祸之惨,屠戮之深,国朝所未有也。之前的上海县,一县编户六百余里,殷实之家率多在市,钱粮四十余万,银布之类数船可载,兼之富商大贾四方辐辏,居积货物尤多。突遭倭寇袭击,上海之民,子女旄倪悉为其所戮辱,室庐财物悉为其所劫烧,间有得脱者,悉走郡城,以寄命于旦夕。此无他,则以上海之城未筑故也。
故而这次方廉修筑上海县城,得到了上海县富户们的一致同意。要知道之前,陆深以上海大户,又是礼部侍郎之尊,谋筑上海城墙都不能成功。用陆深自己的话说就是:上海以镇升县,故旧无城。后之作令者尝欲建请,然无遗址可因,其势颇难。而议者又谓市虽逼浦,而素无草动之虞,在所不必作者。故屡谋而屡寝焉。
现在这些富户们知道倭寇的厉害了,没有城墙,他们就是待宰的羔羊,和自己的身家性命相比,些许浮财算得了什么。唐顺之打算借机在南直隶广修城池、堡垒,限制倭寇的活动范围,为后续剿灭倭寇创造条件。
同时还是要尽可能的保护这些富户和小地主,毕竟他们是朝廷赋税的主要来源,只要能够保证税收和漕粮,对于一时的失利,嘉靖都是可以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