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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第1页）

高祖二弟：曰崇，曰信。崇留守太原。信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忠武节度使。三子：长承训，为开封尹。次承祐、次承勋。承训颇贤，天福十二年十二月，以疾卒，高祖痛之，亦不豫。乾祐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大渐。枢密使杨邠，迫遣刘信之镇。是日，高祖殂。邠杀杜重威及其子弘璋、弘琏、弘璨。二月朔，承祐立，是为隐帝。时年十八。

初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筑堢于山上，以避胡寇。堢中有佛舍，尼深意居之，远近信奉之。深意俗姓孙氏，中山人孙方简新旧《史》皆作方谏。《旧史》云：清苑人。本名方简，广顺初，以犯庙讳改。案庙讳，谓周太祖父名简也。《通鉴考异》云：周世宗实录云清苑人，从《汉高祖实录》作中山。及弟行友，自言为深意之侄。深意卒，方简嗣行其术。率乡里豪健者，据寺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简率众要击，颇获其甲兵、牛马、军资。人挈家往依之者日众，久之，至千余家。遂为群盗。惧为吏所讨，乃归款朝廷。朝廷亦资其御寇，署为东北招讨使。《通鉴》开运三年（946）。定帅又表为边界游奕使。方简求请多端。因少不得志，潜通于契丹。契丹入中原，以为定州节度使。契丹主北归，至定州，以耶律忠为节度使，徙方简大同。方简不受命，率其党三千人保狼山故寨，遣使请降。汉祖复其旧官。是岁，三月二十七日，据《旧史&iddot;隐帝纪》。耶律忠与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驱其人，弃城北去。方简还据定州。又奏弟行友为易州、方遇为泰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颇畏之。于是晋末州县陷契丹者，皆复为汉有矣。而关西之变复起。

隐帝既立，侯益亦入朝，益富于财，厚赂执政及史弘肇等，遂以兼中书令行开封尹。益盛毁王景崇于朝。景崇闻之，不自安。赵思绾者，本隶赵在礼帐下。在礼死，赵延寿籍其部曲，以付其子匡赞，思绾其首领也。时诏征匡赞衙兵诣阙，思绾等甚惧。景崇又以言激之。至长安，思绾遂作乱，袭据之。景崇亦讽凤翔吏民表已知军府事。李守贞闻杜重威死，不自安，亦反。自称秦王。思绾、景崇，皆受其署置。景崇又使降于蜀。朝使郭崇义讨思绾，白文珂讨守贞，不克。八月，以郭威为招慰安抚使，诸军皆受节度。威合诸军筑长围以困河中。蜀遣山南西道节度使安思谦救凤翔，不克。明年六月，长安食尽。左骁卫上将军致仕李肃，旧有恩于赵思绾，说之，思绾乃请降。诏以为华州留后。思绾以收敛财货，三改行期。七月，郭从义疑而杀之。据《通鉴》，《新史》云：蜀使人招思绾，思绾将奔蜀。是月，李守贞自焚死。十二月，王景崇亦自焚。关西乃复平。

第十四章　五代十国始末下

第一节　郭威代汉

汉高祖即位之初，以苏逢吉、苏禹珪为相，后又相窦贞固及李涛。逢吉者，高祖河东节度判官，禹珪则其观察判官也。入汴后，思用旧臣，贞固旧为河东节度推官，时为刑部尚书。与高祖并事晋祖，雅相知重，故遂相之。涛则逢吉所荐。涛时为翰林学士。然涛以劾张彦泽素为高祖所知，又时攻杜重威不下，涛疏请亲征，与帝意相会，因而见用。《旧五代史&iddot;逢吉传》谓涛与逢吉论甥舅之契，相得甚欢，涛之入相，逢吉甚有力焉，亦未必尽然也。

汉高祖盖颇重吏事者，其时河东政务，在诸藩镇中，盖较整饬，故能以富强闻，乘契丹之敝而逐之。此可见功业之成，虽小亦非偶然也。高祖所倚任者，史弘肇外，为杨邠、郭威及王章。邠少为吏，尝事孔谦。高祖留守邺都，用为左都押衙。镇太原，益加亲委。及即位，用为枢密使，以威副之。威，邢州尧山人。尧山，今河北唐山县。或云：本常氏子，幼随母适郭氏，故冒其姓。初应募隶李继韬。后晋祖以其长于书计，召置麾下，令长军籍。其妻柴氏，本后唐庄宗嫔御，资以金帛，令事汉祖。史载威劝汉祖出陕、晋等，非必实录。汉祖所任之将为史弘肇，入汴后，弘肇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威乃代之出征，前此威盖仅掌军政者也。王章者，少亦为吏。高祖在河东，委以钱谷。及即位，以为三司使。高祖之殂，苏逢吉与杨邠、郭威、史弘肇同受顾命。四相中，苏禹珪徒纯厚长者，窦贞固亦但端庄自持，而李涛则锋芒较露，逢吉尤久参谋议，入汴后，百司庶务，皆由其参决处置，故与邠等有隙。高祖后李氏，史传高祖起太原时，赏军土帑藏不足，欲敛于民，后谏止之，请但悉后宫所有以为赏，盖亦略知政理。其母弟业，时为武德使，与邠、威、弘肇等争权。见《宋史&iddot;李涛传》。李涛疏请出邠、威为方镇。邠等泣诉于太后。乃罢涛政事，而加邠平章事。枢密使如故。威亦进为枢密使。又加王章同平章事。于是事皆决于邠，三相敛手而已。《旧五代史&iddot;邠传》云：邠虽长于吏事，而不识大体。既专国政，触事苛细，条理烦碎。然缮甲兵，实帑廪，俾国用不阙，边鄙粗宁亦其功。《弘肇传》云：弘肇严毅寡言。部辖军众，有过无舍。兵士所至，秋豪不犯。河中、永兴、周改晋昌军曰水兴。凤翔连横谋叛，关辅大扰。朝廷日有征发，群情忧惴。亦有不逞之徒，妄称虚语，流布京师。弘肇都辖禁军，警卫都邑，专行刑杀，略无顾避。无赖之辈，望风匿迹。然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巡司军吏，因缘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纪。《章传》云：罢不急之务，惜无用之费，收聚财赋，专事西征，军旅所资，供馈无乏，及三叛平，赐与之外，国有余积。然以专于权利，剥下过当，敛怨归上，物论非之。三人者所行皆操切之政，此诚非正道，更非久计，然未尝不藉以取济于一时，其功罪未可以一言定也。致治之道，莫要于覈名实，破朋党。《新史&iddot;邠传》，言其为人颇俭静；四方之赂，虽不却，然往往以献于帝；又居家能谢绝宾客；此即其能奉公之证。以视苏逢吉之侈靡好贿者，迥不侔矣。《旧史&iddot;逢吉传》言：逢吉与苏禹珪，俱在中书，有所除拜，多违旧制，物论纷然。逢吉尤贪财货，无所顾避。及邠为相，每惩二苏之失，艰于除拜。即此一端，亦与其用二苏，不如用邠等也。弘肇之严刑，诚为大失，然此亦当时通病。《杨邠传》言：弘肇恣行惨酷，都人士庶，相目于路，而邠但称其善。《王章传》亦言其峻于刑法。《逢吉传》亦言其深文好杀。从高祖在太原时，高祖尝因事命其静狱，以祈福佑，逢吉乃尽杀禁囚以报。及执朝政，尤爱刑戮。朝廷患诸处盗贼，遣使捕逐，逢吉自草诏意，云应有贼盗，其本家及四邻同保人，并仰所在全族处斩。或谓之曰：&ldo;为盗族诛，犹非王法，邻保同罪，不亦甚乎？&rdo;逢吉坚以为是，仅去全族二字。此亦岂减于弘肇哉？盖自藩镇擅土以来，将拥兵而贼民，兵怙势而犯上，民迫于无可如何，亦挺而走险，则又专恃刑戮以威之，上下相驱，已成一互相残杀之局，生于其间者，皆濡染焉而不知其非，所谓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然挟震主之威，为众怨之府，变故遂终不可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