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其国(京师)-诸夏-夷狄”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的一个划分,鲁国既然被“托王于鲁”,在这个公羊系统里就拥有了京师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天子京畿,而吴国在这里就被当作了夷狄。
春秋时代,吴国确实是常被中原诸侯当作夷狄的。吴国人断发文身,不与中原同俗,也确实像是夷狄。但这一划分,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楚国和吴国情况类似,如果吴国是夷狄,楚国也该是夷狄才对。但是,在《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记有“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霍”,楚国不但排名第二,还被称为楚子,按照何休发明的“七等”标准,称“子”是《春秋》最尊荣的褒奖。但是,如果按照“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标准,《春秋》这里应该和“会吴于钟离”的体例相同,写作“秋,宋公会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楚于霍”才对。
再看《春秋·宣公十一年》,记有“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如果按照“会吴于钟离”的体例,分明应该写作“夏,陈侯会郑伯,盟楚于辰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
要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用上三世说。僖公时代属于传闻世,按照《春秋》对传闻世的记录标准,应用于当时之天下的二分法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全天下分为两部分,一是“其国”(即鲁国),二是诸夏,所以在传闻世里,只要不属于鲁国的就算是诸夏,楚国自然也算诸夏,不算夷狄;而宣公时代就进入了所闻世,《春秋》的记录标准不一样了,“内其国而外诸夏”变成了“内诸夏而外夷狄”,天下不属诸夏即属夷狄,这样一分,楚国就不算诸夏而算夷狄了。
——把三世说付诸应用,很好地解决了《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的那个问题,但对宣公十一年的记载还是无法解释,这时候就要用到褒贬理论了:的确,即便按照三世划分,《春秋·宣公十一年》的楚国还是要被给予和“会吴于钟离”的吴国一样的待遇,但是,进入所闻世之后,楚国表现出了出色的君子之风,既然这样,就不该把它当作夷狄看待了。而吴国则不然,还是一副夷狄的嘴脸,比楚国差多了。348
这可以说是一种打补丁式的解决方案,当旧补丁遇到新破绽的时候,就需要新补丁来弥合;或者说像是圆谎,当已有的谎言被指出有漏洞的时候,就用新的谎言来解释。最终的结果难免会是补丁越来越厚,谎言越来越多,而在致用的方面,在需要选择理论武器的时候,所能选择的范围也就越大。而另一方面,“即使是一种空想的机械史观,它也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抛弃了《白虎通义》中‘夷狄者……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的狭隘大汉族主义论调,这种论调不是公羊的原有义,公羊原义诸夏与夷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何休没有因袭《白虎通义》,这是他的卓越处。”349
但事情并未就此完结。何休的三科九旨虽然影响深远,及至清代,孔广森却不信何说而另立了一套三科九旨,即:“《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350虽说清代学术远胜前人,但是,以纯学术的眼光考订公羊学,这本身就走进了一个误区,于是“抛弃了何休的‘三科九旨’和公羊学的政治性等项特点,孔广森对《公羊传》所作的解释就失去了活泼的生命力,变成一般的朴学家的训诂考订文字,公羊学应有的思想上、哲理上的启发力量骤失。”351
5.存三统
张三世,带有乌托邦式的历史进化观;存三统,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循环论。两相结合,也许能得出历史发展呈螺旋上升的结论,而所有这些高深曲折的理论都是从“春王正月”这四个字上敷衍而来的。
从三科九旨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可以更好地理解存三统的意义。而张三世、存三统,当是最有别于《榖梁传》与《左传》之处。——魏源《公羊春秋论》论到,只有把握了这两项原则,才能正确解读孔子藏在《春秋》当中的微言大义,若舍此而解经,必会左支右诎、顾此失彼。要说以日、月、名、字为褒贬,《公》、《榖》两家都是一样的,而两家之大义迥异,因为传《榖梁传》的榖梁子并非子夏的高徒,资质较差,所以只传章句而不传微言。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两家的后学中,瑕丘江公虽然与董仲舒齐名,但董学终于彰显于世。352
魏源师承刘逢禄,上及庄存与,自是公羊一脉,说这种话很有几分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味道,正所谓“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353这是古来学者的通病,但魏源把张三世和存三统作为公羊学解读春秋大义的两大法宝,确是很有道理的。
与张三世不同的是,存三统确有几分符合古史真相,又实实在在地在时政当中被应用过。——这是一段很曲折的历史。
据《汉书》,汉武帝派人找到了周王室的后人姬嘉,学习周武王封三恪的作风,封姬嘉为周子南君。到汉元帝的时候,又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地位仅次于诸侯王。周王之后算是安置好了,可既然要“存三统”,还得找出另外那一统的后裔,即殷商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