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组织,以期能够名符其实成为全国的总工会。他并说明这是孙先生很注重的一件工作。
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就应允去试试。于是这个组织的理事会正式通过任命我为总干事。
一九二○年三月初,这工会在法租界法国教堂的广场上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到会的有三百多
人,我就在那次的会上发表了就职的演说。
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号称有万多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是仅仅见
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
属于哪个工厂的;也有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头们因同帮关系介绍参加
进来的。至于它的主要业务又不过是用上海工界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国民党的某项政治
主张而已。我很热心去了解这个组织,但愈了解得多,愈觉得整理工作无从下手,会中其他
职员对此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初期的热心也逐渐减低下来了。我的职务名义虽仍保留在那里,
但事实上不常去办公了。
当年四月间,北京的同学们写来几封信,告诉我北京的情形已渐松弛,如果我愿意北返,
大致已没有被捕的危险。其实,当时全国各地民众团体和反日运动仍在继续遭受北京政府的
压迫。四月十四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布一次短时间的总罢课,反抗北京政府的压迫行动。
五月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所封闭。民众运动和北京政府的
对立日趋尖锐化。但另一方面,当年三月中旬,吴佩孚从衡阳提兵北上,直皖两系军阀的冲
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也许是因为直皖冲突吸引住北京政府的全部注意力,这才无暇去
对付闹事的学生。
我检讨我这次南行的经过,北京学生联合会给我的使命和我自己认为要做的事大致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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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做了。我和罗家伦虽然觉得我们的工作成绩不如理想,但我们已竭全力尽了责任。
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共事的同学们,多半已离开了学校。在上海的几位北大学生代表都已
毕业,准备出国留学。罗家伦已结束了他的代表任务,在那里和各方要人及文化界的人士接
触,准备不久到美国去。五四运动中的另一个要角,风流诗人康白情虽无代表的任务,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