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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章（第1页）

当时李大钊先生也想邀几位同志去分担北京执行部的实际工作，但他所遇到的反应，也

不如意。那时北京多数同志认为，领导或参加革命运动，自应争先恐后，但到国民党机关内

去凑热闹，却可能会吃力而不讨好。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很快的成立了。办事处气象的堂皇远非中共的机构可比。经常在那里

办公的是丁维汾先生、老国民党员王法勤先生等和具有中共党籍的李大钊、于树德两位中央

委员。于方舟、韩麟符和我三个候补中央委员都经常去参加会议，有时也去办公。跨党的中

共党员有李大钊先生负有指导的责任，于树德、于方舟负责发展国民党在天津一带的组织和

工作，韩麟符担任三个特别区和内，蒙的工作，此外就没有其他共产党员在这机关里担任经

常工作。

当丁维汾先生提出各种职务的人选时，李大钊先生总是请丁先生径行物色，再提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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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通过，我是和丁维汾先生在一房间办公的。两人坐对面。当我偶尔去到那里的时候，丁先生

每每提出一些事和我商讨，我总是很客气的请他作主。由于我们这种表现，北京的中共组织

显然没有与国民党组织争权的嫌疑。

但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各地的国共组织都开始发生磨擦，尤以上海、广州两

地为最，只有北京是个例外。我们甚至对于这些磨擦的消息都不完全知道。北京国民党组织

能够平静而顺利的发展，也许李大钊先生和我所持的态度发生了作用。

再者，北京国民党执行部的构成分子，大多是五四运动以后的青年，他们没有染上国民

党的旧习气，并积极支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政纲和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最近的

解释。因此，北京国民党员之间意见上并无显著的分歧。

广州是国民党活动的老根据地，情形大不相同。那里的老国民党员多以革命的老资格自

傲，与新进的中共党员有点格格不入。有些人还觉得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会遭受国内外实

力者的反对，在政治上国民党将陷于孤立。尤其是共产党员加入后，又有新旧党员权利地位

之争。这一切都使反对跨党分子的暗流增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