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财政厅长的曹菊如对于收入增加,颇感兴奋,拟于当年十一月份起,建立边区政府的
预算制度。他根据实况,建议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经费之外,剩下的由财政厅支出,为
发展边区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体知道收入有十六万之多,径向中共中央组
织部请示,除了上一个月维持边区政府所需要的经费外,所多出的十余万元,概交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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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为发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来向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使我很愤慨,准备为这件事抗争;
曹菊如反劝我说:他们这种作风很难更改,从前林伯渠同志为此不知受过了多少气,结果也
没有办法,现在还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对财政的观点既然如此,便很难建立一个适当的薪给制度。毛泽东非常欣赏他
的工作人员只发给伙食费,每人都可以分给一点伙食费的尾子,作为零用钱,并认为这是最
好的配给制度。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
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能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
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
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从江西苏区所带来的作风,显然为陕北当地干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们负担的作风,往往被利用为满足地方干部个人的需要。陕北各县及各乡政
府内的干部往往有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职权而得来。替红军家属代耕的制度,曾盛行
与各个苏区,我在鄂豫皖的时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并非红军的地方干部,也利
用这种代耕制度,来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负担。陕北许多地方干部甚至本地中
共党员,也获得跟红军家属一样的代耕,个别的严重例子就像一个地主有一群农奴一样。不
合理的配给制度,必然腐蚀所谓革命精神,滋生苛捐杂税、贪污、浪费、和各种各样的官僚
主义。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直属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从不过问,但它的工作范围实在太广泛,
许多事均需与边区政府接头,而且很有一些麻烦不易解决的事。日军进攻太原,太原吃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