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守汴日志》。
(38)李自成、罗汝才两部起义军开始联合作战的时间,《国榷》记于九月,《怀陵流寇始终录》记于八月,《平寇志》、《豫变纪略》记于七月。据《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三三六至三三七页所载《兵部为塘报邓宛枣随等处贼情事》,崇祯十四年七月间,李自成与罗汝才二部已在河南唐县联合作战,故取七月说。
(39)《绥寇纪略》卷九。
(40)今湖北钟祥县。明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之前的旧邸在这里,他的父亲兴献王(后追尊为帝)的陵寝也在这里。
(41)按,颍河流经项城东南,项城的西面有泥河,在项城和汝宁之间,可能河名有误。
(42)顺治十六年《项城县志》卷八《灾祥志》记:&ldo;崇祯十四年九月有大星陨。总制傅宗龙剿贼至城南火烧店。连战十三日,援兵不至,死之。余兵绕城安营,贼不敢窥。&rdo;同书卷六《人物志?名宦》附《总督傅公全项纪略》有更详细的叙述,也说双方作战地点在项城南火烧店,没有提及起义军赚城事,而说傅宗龙死后,&ldo;余兵抵城下,遇贼至辄挥泪奋击,无不以一当十者,项赖以全。&rdo;看来,《平寇志》卷四、《国榷》卷九七,记起义军&ldo;遂攻陷项城,屠之&rdo;,是靠不住的。
(43)见《平寇志》卷四。这条史料说明李自成起义军非常注意宣传鼓动工作,《九问九劝》之祠估计是用问答方式通俗地阐明起义军的宗旨和政策,揭露明王朝的罪恶,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关于李自成称闯王的问题,由于史料既芜杂又缺略,不易弄清。清初许多史籍说李自成原是高迎祥部下,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牺牲以后,李自成即继为闯王。这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在崇祯九年以后,明政府任事官员(如杨嗣昌、洪承畴、孙传庭)的奏疏中,提到李自成时仍称之为闯将。崇祯十四年以后确实有不少材料把李自成称作闯王。按我个人的浅见,闯王和闯将本来都是绰号,没有高低之分,不存在由闯将晋级为闯王的问题。李自成直到崇祯十六年统一了除张献忠部以外的各支起义军时,被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也还没有称王。看来,李自成的&ldo;闯王&rdo;称号有可能是在他的威信迅速上升以后,中原百姓和起义军士卒感到称他为闯将不雅,改呼闯王以示尊敬。李自成本人未必会把绰号闯将改为闯王,也未必曾经把闯王作为自己称王的名号。正如崇祯八年起义军东下安徽等地时,民间呼起义军首领为千岁一样,李自成对百姓和部卒等称他为闯王没有必要加以制止。这种解释是否恰当,仍有待于研究。
(44)张永祺:《偶然遂纪略》。乾隆十一年《叶县志》卷八,《杂记?纪事》将起义军攻克叶县,误记于崇祯十五年,与同书卷一《祥异附兵荒》所记&ldo;十四年十月,流贼李自成陷叶,副将刘国能、知县张我翼死之&rdo;,自相矛盾。郑廉《豫变纪略》卷三,记起义军攻破叶县于十二月乙卯(十四日),误。又顺治《南阳府志》卷三,《祥异》记起义军攻克叶县的时间是崇祯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45)朱聿键在崇祯五年袭封为唐王,至九年秋京师戒严时擅自提兵勤王,加以他事被废为庶人,圈禁凤阳高墙。其弟朱聿镆承袭唐王,为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南阳时所杀。朱聿键在弘光帝登极于南京时遇赦得出高墙。后来即位于福州,即南明隆武皇帝。郑廉《豫变纪略》卷三记,&ldo;十一月,流贼破南阳府,唐王走&rdo;,似未深考。
(46)《汪忠烈文行录》卷上。
(47)顾炎武《明季实录》、边大绶《虎口余生记》所载,边大绶掘毁李自成祖、父墓的塘报中说,&ldo;贼墓已破,王气已泄,贼势当自败矣&rdo;;汪乔年的回札亦云:&ldo;接来札知闯墓已伐,可以制贼死命。他日成功,定首叙以酬。&rdo;《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云:&ldo;闯贼破洛阳后,声势日张,或奏其祖墓宜有异,下旨乔年密察之。&rdo;如果这个说法可信,那么掘墓的初谋就出自明朝廷,录以备考。附带说一下,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占领西安以后,亲自率领李过、刘芳亮部大军攻陕北,途经家乡米脂。米脂士民因发墓事惴惴不安,谣传将要屠城;李自成只处决了一个参与策划并且积极探访墓地所在的生员,其他一概不问。后人有诗云:&ldo;李王一怒返梓乡,恸削先茔恨莫赎&rdo;&ldo;农夫走说毫无犯,士女闻言喜欲狂。&rdo;(见民国《米脂县志》卷九下,《艺文?诗词》。)从这件事里也可窥见李自成的胸襟是多么开阔的了。
(48)《国榷》卷九八。
(49)《汪忠烈文行录》卷上。《豫变纪略》卷四亦载此语,但较简略。
(50)顺治八年《襄城县志》记:&ldo;十五年壬午二月十三日,闯贼李自成围督师汪乔年于襄城,攻五昼夜,城破,乔年死之。&rdo;(卷七,《杂忠?灾祥附变乱》。)
(51)《守汴日志》。
(52)《豫变纪略》卷四。
(53)康熙四十九年《保德州志》卷十一,《艺文》中,卢宣:《表忠记》。
(54)《绥寇纪略》卷十一附纪《豫抚陈益吾与同年许霞城书》中说:&ldo;朱仙镇之败,良玉以七千之众率先倡逃,致十八万人马一齐溃散,而中原之事遂不可复问。&rdo;
(55)朱仙镇之役,《国榷》卷九八记于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平寇志》卷五、《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五,记于是年七月初一日;《石匮书后集》卷一载于七月,时日均误。这里是根据李光壂《守汴日志》、周在浚《大梁守城记》和郑廉《豫变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