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9[清]顾炎武《咏史》,《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361页。
1580[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frophilophytophilology,bybenjaaela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4),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相对于前朝而言,清代对士大夫的压制显然为人夸大了。把考据学派的兴起归因于清朝文化压制政策的说法,忽略了前代出现过类似政治环境的事实。不论宋朝,还是明朝,都不是自由表达政治观点的天堂。更有甚者,17世纪,太监魏忠贤操纵的对政治敌手东林党的迫害,其手法之残酷恐怖,规模之大,远远超过清朝的文禁。另见第171页注释10(案:即对上段的注释):这个观点从路德·c·古德里希《乾隆文字狱》出版后,广为学界接受,(巴尔的摩,1935)页30-67。另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
苗润田:《中国儒学史·明清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0页: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这种由文字狱造成朴学兴盛的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乾嘉学派的形成与文字狱并无必然联系,把这一学派的成因归结为是“康乾盛世”的产物。有学者指出,明代也有文字狱,但明代却没有产生以主流形式出现的考据学,这说明文字狱既可以使纯学术性的考据学产生,也可以使言心言性的王学或其他学问产生。因而不能把乾嘉学派的产生归结为文字狱。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文字狱说”,还是“康乾盛世说”,都还只是停留于形成乾嘉学派的外在原因的探讨,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古代社会理论思维本身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字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而儒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亦应给以充分注意。
1581朱维铮:《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原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
1582[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1987年,据上海文瑞楼版影印: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予夺以为褒贬也。
1583郭康松:《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宗旨》,《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自戴氏反复倡言由小学以通经明道之后,这一思想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官修《四库全书》,将它写人了《凡例》之中,“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文字之训话,则义理何自而推”。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四库馆臣把这一思想贯穿于对历代著述的评价之中。纪昀亦曾说过:“不明训话,义理何自而知。”这一宗旨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584参见[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frophilophytophilology,bybenjaaela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4),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18世纪,程朱博学精神的崇尚者江永(1861-1762)比17世纪的阎若璩和顾炎武走得更远。他彻底抛弃顾、阎从前代沿袭的把训诂学研究视为义理实践一部分的观点。江永声称,古音韵研究只是一项趣味盎然的学术课题,而不是实现一种理想化社会政治目标的途径,这就在考据学界实现了一种关键性的观念转变。
1585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第472页:《纯长子枝语》卷十八谓孙星衍《平津馆文稿》上《释儒》已取此义。又云:“儒为有道术之称,而道术则在六经。所以区古今,而通天地人,此儒之实际也。”
1586[清]李塨《颜元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80页。
158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例》: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南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
1588[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1987年,据上海文瑞楼版影印: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而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譬若人欲食甘,操钱入市,问物有名甘者乎?无有也。买饴食之,甘在焉。
同类观点另参[清]钱大昕《经籍纂诂序》,《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7页: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
1589[清]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40页: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1590[清]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40页。
1591[清]焦循《申戴》,《雕菰集》卷七:其所谓义理之学可以养心者,即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