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俘获公子卬在战役第二年,秦军又与魏军激战于岸门(今河南长葛境内)。秦军又胜。这回把公子卬的部下,那位一点也没错的魏错将军也给俘虏了。
岸门这地方已是中原,这一仗,说明秦军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能进入中原作战了。
至此,秦孝公与商鞅的联手变法,已经进行了21年,秦国从步步走下坡路,一变而为正在崛起的西方大国,“穆公霸业”又在新的时代再现了。
老秦人的每一声吼叫,都能使山东六国心头一紧。
看来只要目标明确,策略对头,中枢强硬,行政有效率,把个奄奄一息的弱国变为一等强国,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很多执政者锦衣玉食,就不想有什么大作为了。
孝公这个新时代,实际上是商鞅的时代。秦国的很多东西,都深深烙下了一个大大的“鞅”字。
看来只要顺应潮流,个人改变历史或推进历史,完全不是狂想。
但是,这也是商鞅最后的辉煌。
商鞅的政治知己秦孝公,把整个秦国都托付给商鞅去运作,从史料上找不出一点孝公对商鞅生疑的迹象。秦孝公确实是把商鞅视为异姓兄弟,封其为“君”,是给予了公族宗室才有的待遇。
商鞅年长于秦孝公,按照自然规律,他这一生,是有君权做保障的,可以顺顺当当地走完。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秦孝公竟然死在了商鞅的前头。
秦孝公二十四年,正在壮年的秦孝公突然去世,年仅44岁。
伟大的商鞅,顿失护佑!
据说秦孝公在死前,曾想把国家交给商鞅,让商鞅做秦国的国君,而商鞅坚辞不受。当今有人说,这是秦孝公在试探商鞅有否可能篡国;但我以为这不可能。如有其事,也是秦孝公出于真心。
秦孝公是古今唯一的一位民主主义君主,只要秦国强大,管他姓嬴还是姓商。
他对商鞅,始终用而不疑,没有任何的掣肘与防备。
而商鞅拒绝接管秦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秦孝公知道:未竟的大业,只有靠自己心爱的儿子了。他临死前,把太子驷一人留在身边,命儿子给他背诵《黄鸟》诗,可能是意在让太子知道珍惜人才。
太子驷继任,是为秦惠文公。
就此,历史掀开了奇诡的一页。
太子驷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到这时已经深居宫内12年不见人了。
这是空前的险境!
但是商鞅一点也没意识到。他自负是先朝旧臣,出入仍傲慢如昔。
——人们可以忘恩,但是几乎没有可以忘记仇恨的。所有的老世族,都看准了这一转机。
秦国通过变法强大了,他们不会因身为秦国人而高兴。他们是受损者,所以他们宁肯国家退回到原先的孱弱历史中去,也要否定变法,争取政治翻身。
在惠文公第一次视朝时,商鞅不知为何没有出席。第一个出来禀奏的,就是公子虔和公孙贾。
两人说:“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邦虽治,然妇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国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权重,后必谋叛。”
新君年轻,商鞅和对立派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商鞅完全看错,以为君主年轻就不敢轻易变更父亲的既定方针;而老世族却能看得很准,他们要用“某人功高震主”来吓唬年轻的君主。
这两派的态度,在新君心中恰好形成一正一反两种感受。天平倾向哪一边,不言而喻。
秦惠文公果然上套,对两位老师说:“吾恨此贼久矣。但以先王之臣,反形未彰,故姑容旦夕。”
惠文公虽然年少,但做事还不是没原则的,他很懂得处理问题的分寸:先君的面子要照顾,旧臣的气焰也要打掉。于是派使者去收了商鞅相印,命商鞅退归商、於。
商鞅不觉得大祸临头,反而觉得这样也好,辞朝之后,就收拾好车驾出城。他虽去职,但爵位没变,其仪仗队伍,犹比诸侯。
商鞅在朝主政20年,文武百官无不出自他门下,见老主人走了,百官都来饯送,朝署为之一空。
这又给了反对派以口实。?
公子虔、公孙贾密告惠文公:“商君不知悔咎,僭拟王者仪制,如归商、於,必然谋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