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次回去你还是给你们家乡军分区认识的领导打个电话吧,下了火车短暂停留后,请他们安排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回老家,去你家坐公共汽车太不方便了。”徐苹对郑良玉说。
郑良玉说:“不,这次回去谁都不告诉,特别是不能再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以免给别人出难题和找麻烦。我们下了火车倒公共汽车,下了公共汽车再步行一公里,或者让我弟弟的孩子到公共汽车站接我们一下,直接回老家乡下,退休没事了咱可以不过多顾虑时间慢慢地往家走。”
“不给别的领导找麻烦我同意,但是,我们俩好几年没有一起回家了,总要在城里停两天看一看,与你的亲戚朋友也总要见一见面吧!”徐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郑良玉想了一下说:“那就让常浩提前帮我们联系个部队招待所,回老家之前悄悄的在城里住几天。”
“这一次回去你还是不想和范书才见面?”
“不见面!听别人说他当了领导干部之后很牛气,我在职的时候不想与他见面,懒得看他那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退了休更不会和他见面。”
“我有些不太明白,”徐苹说,“你们俩在一个连队工作并没有多长的时间,怎么会在感情上结那么大的疙瘩呢?”
郑良玉说:“我已经给你讲过几次了,我们俩在连队的那次不愉快,不是个人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范书才的前妻到连队探亲,他身为副连长,严重侵占战士的利益。我是连队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召开支委会批评他的行为是对的,向上级领导汇报他的情况也是对的。”
“好吧,我也不是想让你这时候去见他。说实话,你多年来坚持的‘原则性,’赢得了一些人,也得罪了一些人。”徐苹说。
“你说的这‘一些人’和另‘一些人’,有时候的份量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在连队与范书才的那次不愉快,一边是连队的某个领导,一边是全连的战士,一边是坚持原则,一边是违反纪律,孰轻孰重,孰是孰非,不言自明。按说,我们连队的几个干部一直是很团结的,我是党支部书记,首先要求自己以春风待人,以秋风对己。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只要不违反纪律和道德,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但是,一旦你违反了纪律约束和道德规范,就必须接受纪律的处分和道德的谴责。一个单位的领导,对于身边人的不良现象,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熟视无睹。”
“你这番话就像是一个指导员给战士讲党课。”徐苹说。
郑良玉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过去的事不再提了,我只是想提醒你,咱们现在既然不当官了,就要习惯于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老百姓有老百姓的乐趣,繁华历尽,方知平凡是真,回首沧桑,只想平淡如水。我考虑好了,咱们这次回去,在城里住两天,见见亲朋好友就赶快回家,在家里住上一段时间,听听农村的鸡鸣狗叫,吃吃家乡的粗茶淡饭,和儿时的伙伴们拉拉家常叙叙旧,是我多年的向往。有时候我还是真想他们,下河摸鱼,上树捉鸟,小时候的事情多有意思啊!”郑良玉坐在沙发上,眼望着窗外,沉浸在追忆往事的遐想中。
徐苹也受了他的感染,向往地说:“我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本来对农村没有多少感情,自从与你结婚和跟着你回了几次老家之后,对农村与农民也多了一些了解,以至于后来见了进城干活的农民工,都觉得有几分亲切,他们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郑良玉说:“怪不得你经常给进城收废品的农民和装修工人们旧衣服穿。”
“我是觉得他们这些人赚钱不容易。”
“你与自由市场的小商贩搞价的时候怎么那么认真?他们中的好多人也都是从农村过来的。”
“我是觉得这些人赚钱太容易,他们进城多年,日子过得比有些城里人还舒心,现在已经不属于‘农民’的范畴了。”徐苹说。
郑良玉哈哈大笑:“你可真是阶级阵线分明啊!”
为了这次回老家,徐苹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她先是在旁边的自由市场买了七八身衣服,有老人的,有孩子的,近亲远故的人都想到了。尔后又在附近的超市买了一大袋子食品,说是回到老家孝敬老人和哄孩子。
“猛一看你好像是要回家想开个小卖部!”郑良玉与徐苹开玩笑说,“我弟弟在电话里对我讲了,家里一般的东西都有卖的。其实你回家多带点钱就行了,没必要大包小包地往家里背。”
徐苹对郑良玉说:“这你就不懂了,别人接受你从北京带回的东西与你在老家买的东西是两种心情,有的人千里送鹅毛,是因为礼轻情意重。将礼物和情意一块送人,会让人感到格外高兴。我一会去银行取点钱,明天再到西单商场去一趟。”
“什么?你要买的东西还没有买齐呀!”郑良玉惊讶地问徐苹。
“我想给常浩的女朋友再挑选一件礼物。”
“真是个有心人,这件事我支持!”郑良玉高兴地赞赏徐苹说。“在很多事情上,女人总是比男人想得细,但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性格问题。”
“你这句话我不太赞同,有时候,性别决定行为,男人看问题多是用眼,女人看问题多是用心。”徐苹说。
郑良玉点了点头,笑笑对徐苹说:“也许是你讲的更有道理。在居家过日子方面,你比我经验多,以后家里再有什么事,我帮你干。”
“你会干什么?”
“不会就学,我可以学习干家务。我相信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世上没有不会干家务的男人,只有不愿意干家务的男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