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是周扬与文化部的关系。当时文化部长是黄镇。周扬总是爱对文化部指手划脚,弄得黄镇很不高兴。这是他的主要缺点。
这样一来,有人就拿周扬同我们来比。比较后就觉得,我们一进社科院,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到各研究所去调查研究,听取各种意见,从来不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而周扬做领导工作做惯了,他那一套办法也使惯了,不了解情况,上来就即席发表意见,这个毛病没改掉。
这期间,周扬在社科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讨论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后发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扬说当时进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第三次是真理标准讨论。这个报告总的来看还是可以的,但其有一个重要提法,即: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反对教条主义。我对他讲,你说真理标准讨论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个估价我赞成。但说思想解放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恐怕需要斟酌。例如,林彪和&ot;四人帮&ot;有什么教条?后来华国锋搞的&ot;两个凡是&ot;,与&ot;四人帮&ot;不同,把其归结为教条主义,也不妥当嘛,不合乎实际嘛。他同意了我的看法,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提法去掉了。
1979年,中央任命胡乔木作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南海专门给他配了汽车。这样,胡乔木原来在社科院用的那辆&ot;红旗&ot;车就空出来了。负责管车的同志就对我说,这辆&ot;红旗&ot;车胡乔木没带走,应该给你用,你是社科院第二把手嘛。在这些问题上,我有自知之明。我说我不坐,尽管我是第二把手,但按资格说,还是把这辆&ot;红旗&ot;车给老同志用,配给周扬。他倒也不做任何推辞,就安然坐上了。后来,中宣部调他去当顾问,他乐意去。他调中宣部,把房子和&ot;红旗&ot;车都带走了。
从这些事上可看出,我在社科院和周扬共事时,是真心把他当作兄长或前辈(文化战线上的一个老战士,老领导)来看待的、来尊重的,确实对他没有任何的怠慢。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七访日归来
为了借鉴学习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1978年1o月到11月,经过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的同意,组织了有北京、上海、天津和国家经委的负责同志参加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到日本考察企业管理问题。袁宝华同志是团长,京、津,沪的负责人是副团长,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参加,任考察团顾问。
访问日本回来后,12月底,我把在日本的观感以及头脑中思考的问题,如积累和消费问题、农轻重关系、价值规律和计划性等等,搞了一个讲稿,先在社科院、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小范围讲了。1979年第3期《经济管理》杂志正式发表了我的这篇讲稿,题为《访日归来的思索》,同年第6期《新华月报(文摘版)》全文做了转载。
从日本访问回来,1978年底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1979年3月3日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袁宝华担任会长,我任顾问。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开办了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每期一个月左右。在头两年,大体上把省一级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轮训了一遍。
研究班开学后,首先是我们介绍访日情况和日本的经验,用人家的东西和我们的加以对照,研究日本的经验,哪些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哪些东西需要加以改进。
1979年3月12日,我第一次到企业管理协会做报告,以后每期都去讲,有七、八次。报告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一、生产资料究竟是不是商品?二、价值规律究竟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三、经济计划同价值规律究竟是什么关系?实际上总题目是&ot;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ot;。我在企业管理协会讲过几次后,有林和卫建林帮助整理成文字材料,在刊物上正式发表了,后来还由人民出版社出了小册子。
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临其境去看资本主义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我的青少年时代,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我在北平读书,对社会没有多少了解。当时北平也有资本主义,但没有接触。上海没有去过。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那里没有资本主义。解放战争时期到东北后,日本人搞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被没收了,而我们党的工作又在农村。所以,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它的企业如何经营管理,厂长(经理)、工人与企业的关系,和我们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和共同之处?没有切身体验。这是第一次实地考察和接触。
访日一个月,确实看到了很多先进的经验。其中,日本总结了英国工党政府失败的教训,1960年由池田内阁提出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吸引日本全国人民。让日本人全都知道,这个计划能否实现,和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这个计划的实现,对于日本以后经济的高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经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各个企业内部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通过实地考察,看到了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相当严密,生产的计划性,比马克思时代前进了很多,确实有很多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