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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第1页）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包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内的7部法律后，公布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中央为此于1979年9月9[1在党内发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带头遵守法律。这个指示是中央办公厅负责起草的，由我具体主持，胡乔木修改定稿。起草指示的过程中，还吸收了社科院法学所的几个同志。

在中央办公厅

九组织起草国庆三十周年讲话

1979年6月到9月，我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组织起草国庆30周年讲话。

年初，在部署全年宣传工作的时候，胡耀邦就提出，为国庆30周年要准备一篇重要文章。到了6月，中央正式决定，建国30周年国庆由叶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一个重要讲话。这不是一般的庆祝会的讲话，而是要对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作一个总结，对其中的问题，特别是&ot;文化大革命&ot;中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终究这还是国庆讲话。在邓小平直接指导下，胡乔木为主，组织了一个起草班子，办公地点在玉泉山。起草班子的经常工作由我主持，主要成员有袁木、卢之超等，阮铭也参加了。

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的要点，是邓小平同志做的决断。当时，理论上、思想上相当混乱。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重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有一部分人对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不积极；另一部分人表示，应立即积极宣传，把怀疑、否定以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逆流坚决遏制住。另外，在&ot;文化大革命&ot;的评价问题上，有些人把毛主席和&ot;四人帮&ot;搅到一起。因此，讨论讲话时就有这样的问题提出来：要不要对&ot;文化大革命&ot;做全面评价？要不要适当批评毛主席的错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说，&ot;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ot;4毛主席的错误放下来，一篇讲话很难做出评价。讲&ot;文化大革命&ot;时，集中批判林彪、&ot;四人帮&ot;的罪行。邓小平同志这一番话，明确了讲话的重点。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起草小组在讲话稿中，对林彪、&ot;四人帮&ot;在&ot;文化大革命&ot;中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的灾难，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清算。这种写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合适的、正确的。

在起草过程中，多次把稿子发下去征求意见。李昌提了个好意见，即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应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个好意见经过胡乔木加以整理，在叶帅的讲话里第一次提出来，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叶帅讲话说：&ldo;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rdo;5

在起草、讨论和修改国庆三十年讲话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这些年里，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1958年的&ot;大跃进&ot;，1959年的&ot;反右倾&ot;，1966年开始并持续了十年之久的&ot;文化大革命&ot;。为此。起草的同志总感到理亏，调子提不起来。在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时，我根据恩格斯的名言，&ot;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部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ot;6提出一个意见。我说，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都犯过错误，有的错误还很严重。但是，再严重的错误，都是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的。新中国成立前是这样，1949年以后也是这样。&ot;大跃进&ot;的错误、&ot;文化大革命&ot;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由此证明我们党是有希望的，有健康的力量在那里。这个意见一说，大家觉得有劲了，不是被动的了。

在中央办公厅

十起草关于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

1《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

1979年8月26日，我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题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个文件是为了解决胡耀邦和李先念同志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那时，李先念同志主管政府的工作，杜润生可能刚开始参与农村工作的领导。当时，李先念同志要在全国各地推广山东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功经验，而那时山东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得确实很好。但是，对于过去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造成农业、农民负担过重，特别是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浪费的情况，胡耀邦同志非常不满。他的农村工作的着重点是要搞包产到户等改革。因此，他反对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胡耀邦和李先念同志互相不赞成，又不当面讲，使杜润生非常为难。了解这些情况后，由我口述，中办研究室几个人笔录，其中有陈斐章，起草了这样一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