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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1页）

4邓小平谈怎样处理&ot;大跃进&ot;的历史

《决议》稿中有一段写关于&ldo;大跃进&rdo;的历史。怎么也写不好。因为&ldo;大跃进&rdo;在人们的脑子里是损失很大的，人们摆脱不了这个印象。写来写去，都是缺点或错误。有一次我和乔木说：尽讲缺点，不写成绩，这段时期的历史写不好吧。乔木说：唉呀，不写缺点通不过啊，造成这么大危害，不写，怎么说服党内外呢？应该承认，这段历史确实难写。后来总算勉强搞出来了一个稿子，但仍脱不出当初的基调。送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他还是不满意。后来，邓给我们出了个主意：首先讲成绩。这十年取得了什么成绩，然后再讲缺点、错误。这样，稿子的面貌有了改观，总算解决了问题。

5区分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

关于&ldo;文革&rdo;的危害和毛泽东的错误，更是一个大难题。在征求意见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若水的说法，他主张不要写毛泽东思想了，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就可以既包括他正确的思想，也包括他错误的思想。后来，好不容易想到了应该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方法。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而他晚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不但违反了马列主义，而且也违反了他自己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思想。怎么出来一个&ldo;晚年错误&rdo;的说法呢？记得在一次讨论《决议》草稿时，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几次谈话提出了一个方法：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乔木这样一区分，这个关键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一点上，周扬是不赞成的，我记不得他的原话了。

6陈云的意见

整个《决议》稿子出来后，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1980年1o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前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办公厅组织的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人数是4000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加上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00多名学员，大约有5600多人。但一般还是称&ot;四千人讨论&ot;。这次讨论，从1o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

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陈云同志看了这个决议稿，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意见。他认为关于解放前的那段没几句话，不行。他说：只讲解放以后的毛泽东哪些正确、哪些错误，这怎么能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呢？必须把历史上--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党所做的贡献加以肯定，才能在这个问题上使人家看了以后信服。这样，大家就会得出结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嘛，不是做文章的人写的嘛。陈云同志的意见把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问题解决了。

小平同志很同意这个意见。他把我找了去跟我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写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邓小平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起草小组。

7关于粉碎&ot;四人帮&ot;后的四年

四千人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是要求把粉碎&ldo;四人帮&rdo;以后四年这一段写到《历史决议》中去。这也是一个很费斟酌的问题。发给大家的稿子，关于这个问题只写了6行100多字：1976年10月，粉碎&ot;四人帮&ot;以来，特别是经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我们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开辟了光明灿烂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于这四年多来我们党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任务，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做出详尽的论述。

其实，起草小组在9月下旬省、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后，就对这四年做了一个基本总结，并且增加到《决议》草稿中了。1o月10日，胡乔木把新增的这一段送常委审阅。

这一段的内容大致是：1976年1o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ot;文化大革命&ot;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ot;文化大革命&ot;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ot;左&ot;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1976年&ot;批邓&ot;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ot;两个凡是&ot;（即&ot;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ot;）的错误方针；阻碍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ot;天安门事件&ot;）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ot;四人帮&ot;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ot;文化大革命&ot;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ot;左&ot;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ot;左&ot;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