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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士人传播分论上（第2页）

在士大夫的传播活动中，书信属于常备之要目，犹如居家过日子少不了柴米油盐。书信之为物，既是内容又是形式，既是讯息（message）又是媒介（media）。当它作为一种传播形式和传播媒介时，只是起着信息渠道（channel）的作用，至于渠道里流通的通信内容则另当别论。比如，那内容既可以是书牍，也可以是诗简，还可以是纯粹的诗文。唐诗中大量的“见寄”、“酬答”之作多需借助书信这一传播手段才可寄可答。唐代士子多有“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播吟玩”《唐才子传》卷2“高适”。的雅事，而这里的传播就包括经由书信渠道的传播。

史统散而小说兴

唐代文士之盛，旷古莫比。据推算，“唐代进士科考生当在五万人左右，明经科考生当在三千余人，加上制科（即不经主考部门而由皇帝亲诏临时举行的科举考试），总计考生不少于五万五千余人”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4页。诚如吴枫先生所言：“这是一个可观的文化知识层，既能著书立说，又能传播文化。”同上。且不论现存的五万首唐诗和近两万两千篇唐文，“仅两《唐书》著录的唐人文集就有六百三十余种，而流传至今的尚有二百四十余种”同上书，6页。在如此宏富的文字中，有一类规模可观的著述特别富有新闻传播的意味，而以往总被忽略。这就是与正史相对的杂史，亦即《唐国史补》的作者李肇所说的“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助笔谈”之类的随笔之作。参见《唐国史补》序。

历史与新闻的亲缘关系，我们在论刘知几的传播观时已经做过专门阐述。最近发现的一篇李大钊先生的重要佚文《报与史》，又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指出，史的要义有三：察其变、搜其实、会其通，而“此三义者，于史为要，于报亦何独不然”。他说：

报的性质，与纪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报纸上所纪的事，虽然是片片段段，一鳞一爪的东西，而究其性质，实与纪录的历史原无二致。故新闻记者的职分，亦与历史研究者极相近似。今日新闻记者所整理所记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搜集的一种重要史料。李大钊：《报与史》，原载《顺天时报》第七千期纪念号第六版，1923年8月30日，现据《北京大学学报》，1997（3）。

这里谈到的新闻记者的职分，与唐代士人在撰写杂史时的角色可谓一脉相通；而记者笔下的片片段段、一鳞一爪，又与笔记小说之类的杂史著述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记者是一种专门化的职业，而士人是一种社会化的身份；记者的报道着眼于当下的播扬，而士人的著述着意于后世的流传。

中国文化向称史官文化，“中国古代史外无学”（梁启超），章学诚的一句“六经皆史”差不多等于给五千年的史官文化盖棺定论。从唐代开始，史学正式分为官修与私撰两途。官修的为正史，即《隋书·经籍志》说的“世有著述，皆拟班（固）、（司）马（迁），以为正史”之谓；私撰的属杂史，即《新唐书·艺文志》说的“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之谓。杂史著作通称为笔记小说，或简称为笔记。笔记，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讲，“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著述体裁。‘笔记’，就是随笔记录。……尽管不一定用笔记这个名称，内容则是一样的。一个读书人有所感，有所见，读书有点心得，皆随笔记下”季羡林：《漫议“糖史”》，载《环球》，1997（6）。这就是笔记。

一方面，笔记小说是中国文史不分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南朝时期文笔分家的结晶，即吴枫先生所概括的：

由于南北朝崇尚骈俪之文，一般人称注重词藻、讲求声韵对偶的文章为“文”，称信笔记录的散体文章为“笔”。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指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所以后人总称魏晋南北朝以来“残丛小语”式的故事集为“笔记小说”，而把其他一切用散文所写零星琐碎的随笔、杂录统名之“笔记”。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2页。

私撰杂史或曰笔记小说兴于唐代中叶。据《资治通鉴》卷250懿宗咸通元年（860）胡三省注云：“自至德（唐肃宗年号）以来，浙东盗起者再，袁晁、裘甫（相距百年的中晚唐义军领袖）是也。裘甫之祸不烈于袁晁。袁晁之难，张伯仪平之，《通鉴》所书，数语而已。今王式之平裘甫，《通鉴》书之，视张伯仪平袁晁为详。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也，成功之后，纪事者不无张大。《通鉴》因其文而序之，弗觉其烦耳。《容斋随笔》曰：‘《通鉴》书讨裘甫事用《平剡录》，盖亦有见于此。《考异》（《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辨订唐事者居大半也，亦以唐私史之多也。’”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也指出：“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指南北朝时代的北周），盛于唐，而浸淫于宋。……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其原因故与唐代立国史馆，禁止个人私撰正史《唐才子传》卷2“郑虔”：“（郑虔）尝以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有告虔私撰国史者，虔苍惶焚之，坐谪十年。”，从而逼使文人对时事与历史的兴趣另寻出路这一境况有关；而根本上则恐怕还是同唐代中叶后社会发展的转型这一背景相涉。如果我们承认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开始从古典向近世过渡，那么唐宋笔记的勃然兴起就不是偶然现象了。在我们看来，它与唐代中后期开始萌芽的新闻事业乃属同一种历史浪潮的涌动。它既显示着人们对外界事态的关切与好奇，又表明社会信息的涌涨与横溢。唐初孙处玄所深憾的“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的状况，至此随笔之作的兴盛而大为改观。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写道：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颜师古引如淳注稗官之稗：“细米为稗。街说巷语，其细碎之言也。”《隋书·经籍志》径直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四库全书总目·正史类》下的提要则立足于正史写道：“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其实，这些意含鄙薄的文字不过是显示了笔记小说的最大特点——杂。这个杂字，既指内容繁杂，又指真伪驳杂。关于内容之杂，明代胡应麟曾做过六类划分：志怪（如《酉阳杂俎》）、传奇（如《崔莺莺传》）、杂录（如《唐语林》）、丛谈（如《容斋随笔》）、辨订和箴规。参见《少室山房笔丛》卷29。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将笔记小说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派。刘叶秋先生则从中区分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和考订辨证三类，并指出，笔记的特点，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以形式论，主要在于“散”，长长短短、记叙随宜（《历代笔记概述》）。

至于笔记的真伪杂糅，则是其先天性痼疾。归纳起来，其因有三：一是个人的所见所闻毕竟有限，道听途说辗转流传的事情难免走样；二是即便亲见亲闻也不能确保真实无误，现代的大量实证研究早已证实“百闻不如一见”的经验之不可靠；三是作者的主观好恶会自觉不自觉地导致信息传播的失真。傅斯年与陈寅恪都曾谈到，正史难免失之讳饰，而私史又容易流于诬妄。分见《史料学方法导论》和《〈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周勋初先生据此而将笔记小说的性质定在文史之间：“说它是文吧，记的都是史实；说它是史吧，却又有文的特点，如夸张、渲染，甚至想象、虚构等”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前言第20页。换成新闻学的术语，也就是说它介于纯粹的新闻报道与纪实的文学作品之间吧。

尽管如此，笔记小说在新闻传播上的意义仍然不容忽略。且不说陈寅恪提出的、可与具象之真实相对的“通性之真实”，也不论钱锺书挑明的、存在于正史中的许多“貌似‘记言’，实出史家之心摹意匠。此处皆当与小说、院本中对白等类”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347页。之属，仅就笔记小说中记录的大量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世态民情、社会时尚、历史琐闻、人物事迹而言，仅就它多属时人记时事、耳目所接皆为一手资料而论，它的新闻传播意味已足可称道。当我们翻开唐代的笔记小说比如宋人集纳的《太平广记》时，不是比读起新旧《唐书》来更真切更实在地进入了当时的时空氛围么？我们不是明显感到，正史仅为历史著述而笔记却多是一篇篇生动的新闻作品么？无怪乎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要“遍阅旧史，旁采小说”《进资治通鉴表》。还说“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贴》。无怪乎洪迈在称道司马光修唐纪博采杂史的做法后特意说道：“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容斋随笔》卷11“册府元龟”。王鸣盛在比较欧阳修“喜采小说”的《新五代史》与薛居正“多本实录”的《旧五代史》后也说：“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十七史商榷》卷93“欧史喜采小说薛史多本实录”。总之，杂史、传记、小说、故事乃至传奇等笔记之作，尽管未必全都客观、真实、公允，但整体上无疑是对当时历史的生动写照，是对当时社会的如实反映和对当时心态的本身流露，用《南部新书》序中的话来说：

其间所纪，则无远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无纤巨善恶足为鉴诫者。忠鲠孝义，可以劝臣子；因果报应，可以警愚俗；典章仪式，可以识国体；风谊廉让，可以励节概；机辩敏悟，怪奇迥特，亦所以志难知而广多闻。

唐代的笔记小说承续魏晋遗韵而大畅其风，至中唐以后更是蔚为大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得好，“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人笔记小说的数量，“仅据书志目录和《太平广记》诸书著录记载，约有二百七十种左右（其中极少数属于隋、五代时期作品），保存至今者尚有一百六十五种左右，其中作为专集形式传至今日者约有四十余种，余者多属残本、辑佚本以及敦煌残卷。这些作品散见于《说郛》、《唐人说荟》、《唐代丛书》、《五朝小说》、《稗海》、《类说》、《古今说海》、《笔记小说大观》、《顾氏文房小说》以及《香艳丛书》、《藕香零拾》、《琳琅密室》、《啸园丛书》、《学津讨原》等丛书”参见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4页。这些文人撰述，内容广博，丰富多彩，天上人间古往今来“无所不有，无所不异，使读者忽而颐解，忽而发冲，忽而目眩神骇，愕眙而不能禁”（明代李云鹄称《酉阳杂俎》语）转引自（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言，1页。将它们展开来，简直就是一幅有声有色的唐代风情画，一部林林总总的新闻大世界。其传播的意图即广见闻、传播的内容即求新奇、传播的手段即仿文史等，都属新闻事业发轫阶段的典型征候。

前面在论述唐代的官方新闻传播时，我们曾依据中唐以后日见其多的新闻信——进奏院状报，而将中国新闻事业的萌发期大致定在中晚唐。如果说这一论断当时还主要是基于一种历史哲学的直感，那么现在通过解剖唐代文人笔记我们的认识便获得更坚实的物证。以往，说起笔记来人们更多的是着眼于其内容，而对笔记的缘起与脉络也只是从文体的演化方面考察。这一由来已久的共识自有其合理的一面。问题是，作为一种传播形式，笔记为什么不早不晚恰好在中唐前后或者说与《开元杂报》几乎平行的时期勃然兴起呢？笔记之兴起于唐宋仅属随机的发展与无谓的巧合么？显然不是。当人们说起唐宋笔记以及明清笔记时觉得就像说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般的自然正常，而若说魏晋笔记就会觉得有点反常，尽管北朝有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南朝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倘说两汉笔记已感莫名其妙，虽说应邵的《风俗通义》已具笔记性质，至于先秦笔记更是闻所未闻了。如果沿着新闻传播活动演进的轨迹踏勘，我们会明显看出唐代中叶之于中国传播史实为一道判别两域的分水岭：之前如干旱少雨的荒漠，之后若雨水充沛的草原；之前的新闻传播处在无序自发状态，之后则渐入有序自觉情境；之前可称新闻活动，之后始有新闻事业。而唐人笔记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应运而生的。

观察历史的进程，自来有两大思路，一是从纷杂的史实中概括盛衰兴替的规律，一是从先验的理路上分析一盘散沙的史实。前者是归纳的思路，后者是演绎的思路。对史家而言，归纳总是正统，而演绎常似异端。其实，二者各有适用的范围，都不可偏废。因为，究竟是形形色色的历史行为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形成了如此这般的历史规律，还是神秘莫测似大道之行的历史规律先已在整体运行上判定了具体的历史程序，这恐怕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谁也无法断言。就探究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而论，我们既倚重无证不信的史实，也信赖斯宾格勒一类历史哲学家的慧眼。我们觉得，新闻事业的诞生诚然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因素直接相关，但也未尝不是受某种预定的、非此不可的历史规律或所谓天行大道的制约。即以近代新闻事业为例，表面上看它显然属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活跃、社会开放等名目的综合产物，但用历史哲学的眼光审视，它无非是近代文明大潮涌动的自然结果。唐代新闻事业的发生也是如此：归根结底源于文明形态由古典向近世的嬗变。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机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催生了新闻事业的幼芽，而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恐怕还在于世态人心的换位，即由英雄主义向世俗趣味、由贵族情结向平民意识的趋近。这是一次非比寻常而又看似寻常的转变：中国历史由此开始走出古典氛围，并向明清的近世形态蜕变，正如先秦时代那一“文明的突破”使华夏民族走出原始的巫术氛围而跃入文明的境界。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发生于唐宋之际的这一文明“转型”中，向来代表世风的士人自然得风气之先，从而表现得尤为活跃和突出。从这个角度看，唐宋笔记的大兴就不仅仅只是文体的问题，其时新闻事业伴随近世化潮流而隐隐生成的背景，对这一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应该更具决定意义。如此众多的士人，以如此旺盛的热情，写下如此丰富多彩信息充盈的笔记，若没有整个社会所提供的传播交流的需要与可能，没有集体意识所呈现的普遍好奇与关注便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们把士人系统的笔记小说与宫廷系统的进奏院状报（实即早期的新闻信）以及民间系统的讲唱文本这些几乎同时兴起的传播方式联系起来一同观照，则唐世传播图景的深层意义就更为清晰明显了。

不管各国新闻事业的早期拓荒者是不是都能明确意识到他们个人行为的意义，他们的传播活动所含的开拓进取内容都必然意味着与正统的疏离。这在西方可能表现为争取出版自由（freedomofthepress）的种种言行，而在中国古代就显示为不与朝廷抗命却又溢出宫禁的各行其是，如以前谈过的进奏院状报和这里谈到的笔记小说。在中国传统的话语谱系中，笔记小说属私家撰述的稗史，或者是意含贬损的野史，与宫廷编修的国朝或前朝正史判为两途。正史稗史代为不绝，唯至唐代，正史正式归入史馆，稗史则演为大行于世的笔记小说，从此二者并列平行各不相涉。这一间隔与疏离最初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客观上却为新闻事业的萌发创造了历史契机，这恐怕是谁都始料未及的。陈寅恪先生曾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针对官私史料的弊端写道：

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

这是站在史家的立场上说的。如果把视角换成新闻传播，那么陈寅恪先生的不刊之论等于概括了宫廷新闻与私家传闻的优劣利弊，同时也无异于彰显出正史与稗史、正统与偏流、中心与边缘的分道扬镳。关于私家报道的具体情形，我们将在下节探讨，这里作为对比不妨先来看一则《旧唐书》的实例：

（许）敬宗自（从）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许）善心同为宇文化及（在扬州杀隋炀帝时）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虞）世基被诛，（其弟虞）世南匍匐而请代；（许）善心之死，（许）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及为（封）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钱九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开国元勋）同卷。

此例或许比较特殊，但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唐人笔记

下面让我们从新闻传播的视角上，重点翻阅几本流传较为广泛的唐人笔记，以便具体察看一下这一士人传播的方式。

《隋唐嘉话》作者刘，是刘知几的次子，与乃父一样都是知名于时的史官。他的《隋唐嘉话》仿《世说新语》体裁，大致按时序记述从隋代到唐代天宝年间一些闻人的言行故事，而有关唐太宗一人的条目就占全书的二分之一。由于作者身为史官，又常受父亲的耳提面命，因而《隋唐嘉话》无论记人还是叙事，都堪称实录，一向被视为“研究唐前期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9页。比如下面两条记述，对了解唐代驿传都颇有价值。

郑公（魏征）之薨，太宗自制其碑文并自书。后为人所（离）间，诏令仆之。及征高丽不如意，悔为是行，乃叹曰：“若魏征在，不使我有此举也。”即渡辽水，令驰驿祀以少牢，复立碑。

征辽之役，梁公（房玄龄）留守西京，敕以便宜从事不请。或诣留后称有密者，梁公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乃驿递赴行在，及车驾于相州。太宗闻留守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反者为谁，曰：“房玄龄。”帝曰：“果然。”叱令腰斩（告者）。《隋唐嘉话》卷上。

《大唐新语》又名《大唐世说新语》，作者刘肃，身世不详，约为宪宗元和时人。书成于元和二年（807），资料来源多属传闻，“全采风谣”（序言），内容起自高祖武德之初，止于代宗大历之末。全书按类别分为三十篇，计有匡赞、规谏、极谏、刚正、公直、清廉、持法、政能、忠烈、节义、孝行、友悌、举贤、识量、容恕、知微、聪敏、文章、著述、从善、谀佞、厘革、隐逸、褒赐、惩诫、劝励、酷忍、谐谑、记异、郊禅。每篇或记人物故事，或叙掌故传说，少则五、七条，多则二、三十条，凡三百五十三条。“书中内容广泛，‘事关政权’，可以补充订正史籍，具有较高文献资料价值。”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8页。如下面这条就被《资治通鉴》所采用：

（御史大夫杨再思）见（张）易之弟（张）昌宗以貌美被（武后）宠，因谀之曰：“人言六郎似莲花。再思以为不然，只是莲花似六郎耳。”……天下名士视再思为粪土也。

《大唐新语》卷9。

《朝野佥载》作者张，武后时代人，以词章知名。时人谓其文“如青铜钱，万拣万中，未闻退时”，故有“青铜学士”之称，“暹罗、日本使入朝，咸使人就写文章而去”（《大唐新语》卷8）。其《游仙窟》一文，为唐传奇的名作。《朝野佥载》以记述武后时代的事迹为主，全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尚与人物面貌，多为作者耳闻目睹的一手资料，向为史家所重。本书比较突出地表现了笔记小说追求趣味、有闻必录的倾向，如下面两条所示：

则天时，调猫儿与鹦鹉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监，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鹦鹉以餐之，则天甚愧。《朝野佥载》卷5。

（武后面首）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贴柱，琉璃沉香为饰。夜有鬼书其壁曰：“能得几时（乐）？”令削去，明日复书之。前后六、七（次），易之乃题其下曰：“一月（或作一日）即足。”自是不复更书。《朝野佥载》卷6。

这两条都被司马光采入《资治通鉴》。前条中的“则天甚愧”一语，经司马光改为“后大惭”，愈见其味；后条中的鬼书其壁，被改成人书其壁，则合乎情理。

《唐国史补》又名《国史补》，作者李肇，为中唐时人，曾任翰林学士。本书序称：“昔刘集小说（指《隋唐嘉话》），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安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或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全书共三百零八条，“为后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唐代社会风俗、政界传闻、人物事迹、文学掌故的史料”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7页。如贵妃好荔枝、京师尚牡丹、李白命高力士脱靴等都广播人口。德宗览李晟收复京城的露布而感泣失声一事，即出自《国史补》，后采入《资治通鉴》。下面两条一同驿舍有关，一同信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