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这个问题刚刚得到妥善解决之际,王莽的母亲,功显君,却突然离世。
如果按照孝道的规矩,王莽应当尽其人子之礼,为生他养他的母亲穿上五服之中最为沉重的丧服——斩衰。
这斩衰上衣下裳,皆用最粗糙的麻布精心缝制。
而在缝制的过程中,侧面故意不加包边,让那毛边肆意显露,以此来象征孝子内心的悲痛已经到了无暇顾及形貌的地步。
这便是所谓的“斩”。
更为讲究的是,还需取一块六寸长、四寸宽的麻布,将其连缀在外襟的正中心位置。
这便是“衰”。
“衰”有着双重寓意。
一来表示孝子因伤心欲绝,心仿佛都已经碎了,只能用这麻布来包裹那颗破碎的心。
二来则是在痛哭流涕之时,这麻布又可充当手帕之用,以此来慰藉自己,劝慰自己要节哀顺变。
斩衰的服丧期限最长,足足有三年之久。
在这漫长的三年里,不仅要谢绝一切应酬事务,
更要主动解除官职,全心全意地在家守丧。
居家守丧期间,不可剃头刮脸,更不可行房事,任何礼乐活动都需一概回避。
若王莽不能照此办理,那便意味着他“意不在哀”,反而成了那贪图权势、迷恋官位的不肖之人。
这对于身份尊贵至极、已然是摄皇帝的王莽,
以及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大臣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棘手至极、难以抉择的麻烦。
在儒家传统中,服制是丧礼的核心组成部分。
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博爱,而是根据亲疏关系有不同的爱。
一个人如果声称对父母和陌生人的爱是完全相同的,那这种爱必然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虚伪的,甚至被视为“禽兽”。
正常人会更倾向于爱护与自己亲缘关系更近的人。
因此,服制的差异正是基于人性的自然流露。
关系越近,爱意越浓,哀伤也就越深重,在服制上自然也会有所体现。
父母离世被视为人生中最悲痛的事件之一。
孝子在此情况下应穿着最重的丧服以表达哀思。
王莽尽管心中悲痛,但他并未完全集中在表达哀痛上。
相反地是更忙于命令群臣讨论他服丧的具体服制问题。
王莽让群臣讨论的原因就在于,他之前已经将新都侯的爵位转让给了长孙王宗。
这一举动在宗法上意味着他不再将自己视为王曼的儿子。
因此,在为母亲服丧的问题上,他无法像普通人那样简单地遵循传统礼仪。
所以,王莽需要通过讨论和确定服制来重新定义自己与王氏家族的关系。
他必须明确自己作为摄皇帝在宗法上与汉家以及王氏家族之间的具体关系。
这是一个周公未曾遇到过的问题,因为周公本身就是周王室的成员,而王莽则是以外戚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
几年前,王莽曾因坚守“为人后”的伦理大义,对汉平帝的母家卫氏家族进行了严厉的清洗。
新城侯金钦只因轻率地发表了几句与“为人后”之义相悖的言论,便被王莽斥为“乱国、不孝、大不敬”,最终走上了自杀的绝路。
如今,相同的伦理困境却降临到了王莽自己的头上。
一方面,他内心深处渴望着承继汉室,因为这意味着他将更接近真正的皇帝宝座。
但另一方面,若他真的成为汉室之后,按照“为人后”的严格定义,就必须放弃为自己母亲服孝子之丧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