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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1页）

1968年，我和paul邀请陈映真到爱荷华来，同时接受邀请的，还有捷克剧作家、后来成为总统的哈维尔（vaclav

havel）。两人都缺席了。陈映真被捕入狱，哈维尔在苏联坦克车进入布拉格时，逃入地下。

我和paul决定为陈映真辩护。明知那是枉然，早在1960年的雷案即是一例。但我们要对陈映真的被捕表示抗议，提醒当局尊重法治，唯一的办法，是在台湾找律师为陈映真辩护。没人敢接那件案子。终于找到一位在台的美国商务律师，当然，他要预付律师费。paul找到一笔钱，电汇给律师，但给那个隐而不见的最高权威扣下了。陈映真由军法审判判刑十年。1975年，蒋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提早三年获释。他一出狱，就给我和paul写了信。他在给我的另一信中说：

……在主观的愿望上，我希望能以写小说终此一生，虽然有许多困难──诸如自己才能的，经济的，环境的限制──但我相信我会努力地走完这条路，不是对于自己有什么自信，而是除此之外，我已一无所能，一无所有。

我看不出在一定的未来时间我能有机会到您那儿去。我倒觉得去不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怎样同自己的民族和历史合一，作为反映我们民族和历史的一个卑微的器皿……

《三生影像》踽踽独行（2）

1979年9月4日早上，美国诗人辛普森（louissipn）来我家吃早点，在门口按铃，厨房的电话同时响了。

陈映真又被捕了！家也抄了，父亲的家也抄了，岳母家也抄了。带走了几箱书。他坐了八年牢，四十二岁了，再坐牢，这一辈子就完了！我们实在不懂。他上次出狱以后，没有任何越轨的行动和言论。他结了婚，办了个小印刷厂。他忙着养三家人！父母、养父母、岳母家。朋友8月间回台湾看到他，脸色苍白，提着一个公文包赶出租车，忙得不得了。我们实在不懂，好好一个人，为什么不让他过点自由的日子……

陈映真的弟弟映澈讲着讲着，声音哽咽了。

我和paul根本没吃早点。辛普森胡乱吃了一点。我们都很沉重。三个人谈了一上午，讨论如何拯救陈映真。辛普森是美国很有名望的诗人，得过普立策诗奖。我与paul和陈映真已神交多年，但对于辛普森，陈映真就完全是个陌生人了。

第二天早上，辛普森又在我家吃早点，当天他就要回纽约。他在我家厨房连着吃了两天早点，厨房的电话响个不停，我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电话和炉子之间跑来跑去，接电话，打电话，和美国各地的中国朋友讨论陈映真被捕的事。

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家的厨房有这么多活动，这么强烈的情绪，又有这么好吃的食物。辛普森说。他面前摆着陈映真的英译小说和他的英文简历，准备带回纽约。

电话铃又响了。

出来了！出来了，我哥哥出来了！

我转身对paul和辛普森大叫：他出来了！他出来了！

映澈继续说：不是释放呀，是交保候传呀，随传随到，案子还在侦查之中。

侦查什么呢？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陈映真被捕36个小时以后，又奇迹般地获释。他不知道为什么被捕，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获释。他在《关于十•三事件》的文章里写他当时的心情：

……我在四日夜间九时许被送到警总军法处，开过一个谕知交保候传的庭，就由内人具保，回到家里。我立刻驶车到北投见我年迈的父母。在知道我被捕后一直出奇地安详，被一位年轻的治安人员赞誉&ldo;真有基督的生命的长者&rdo;的父亲，看见了我，才猛然拥我入怀，我泪落地跪俯在他抖颤的怀中，不知是悲戚还是再生的喜悦……

我和paul仍坚持邀请陈映真来爱荷华，一年又一年，一直到1983年，台湾当局一再压制，我们一再努力，还有海外作家学者的声援，他终于来到爱荷华。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他和大陆作家第一次见面。那年从大陆来爱荷华的是吴祖光、茹志娟、王安忆，还有台湾的七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陈映真和他祖国的作家相聚，正是他多年想望的一天。他先一天到达，要和我一道去机场接他们。大陆的作家看见陈映真，也非常高兴。他们好像久别的家人，一见面就谈个不停，彼此好奇，彼此关怀。陈映真对他们说：你们说的话，我要记笔记的。他立刻言归正传。

那年是中国作家在爱荷华最有趣最动人的聚会。吴祖光诙谐。茹志娟沉毅。潘耀明宽厚。王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意，扎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的。她对新鲜事物特别有兴趣，比其他中国作家活动都多一些。七等生风流去了。其他几位常到我家来，谈笑之中皆见性情，甚至透露政治意味。所有的作家都住在五月花公寓，就在我家这小山旁边。陈映真有时趿拉着拖鞋，端着一锅红烧蹄上山到我家来。看着他那神欢形忘的样子，似乎从往日的崎岖回归平常了，我衷心为他高兴。

一天，吴祖光从密西西比河带回新鲜活鱼，陈映真建议蒸了下酒。潘耀明和吴祖光住在一起，他烧得一手好菜，当然是他下厨了。paul一人留在家里，对我说：你去喝酒吧，机会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