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时代,皇帝麾下有两个当代最干练,而又最不可靠的阴谋家,塔列朗与富歇。他们二人分别被赋予外交大臣与警务大臣的重任。
塔列朗无疑是拿破仑时代最精明的外交家,他在任何事情上处理的都很好,还忠实地执行皇帝的外交政策,尽心竭力地为皇帝的肆意侵略扩张制造堂皇的“根据”。拿破仑十分赏识塔列朗的才能,称赞他是内阁大臣中“最聪明能干的人”。
富歇缔造了法国公共警察和秘密警察的体系,是高效和疏而不漏的近代警察密探和间谍体系的最初创建者。无论何时何地,这位警务大臣总表现出远见卓识,积极主动,对事物洞察入微。皇帝曾对自己的近身侍从说,“我之所以能在巴黎安稳睡觉,富歇的功能占了大半。”
尽管如此,在拿破仑的内心深处,至始至终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警惕,因为“贪婪与背叛”是塔列朗、富歇二人众所周知且与生俱来的共性。当两位老谋深算的阴谋家,了解皇帝对自己的猜疑和不信任感正在与日俱增时,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
1807年,塔列朗自从皇帝露出衰败的第一个迹象开始,便决定急流勇退。他巧妙利用自己与皇帝在某个公开场合,一次火药味十足的激烈辩论后,自感被羞辱的塔列朗“愤然”辞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仅以国务顾问的身份偶尔为拿破仑出谋划策,与皇帝的距离若即若离。
富歇依然钟情于手中的权势,他在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利用种种人性的弱点肆无忌惮地施展阴谋诡计。警务大臣的奸细、密探、线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甚至把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皇后、路易十八在伦敦的御厨都吸纳了进来。这个网络成了富歇的权力基础与政治生命,决不容忍任何人、任何势力进行窥视,即便是皇帝,以及皇帝的代理人也不允许。
当皇帝指示萨瓦里公爵的巴黎宪兵队逐步回收警务部的各项权力时,富歇的第一反应不是向自家君主请辞,而是选择暗地里对抗。富歇的得力助手,秘密警察头目夏尔?德马雷充当了反击萨瓦里公爵的急先锋。因为富歇非常清楚拿破仑的想法,知道皇帝不愿意冒着巴黎局势重归大革-命时代的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与自己公开决裂。
按照历史的原有轨迹,富歇的确成功了一大半。从1809年8月到1810年7月,整整一年时间内,顾忌太多的皇帝一直在迁就、安抚自己的警务大臣,直到达武元帅以入京述职名义,率领两个精锐师团秘密潜入巴黎,与巴黎宪兵队一道,解除了国民自卫军的武装,控制了首都局势,富歇这才被皇帝解除一切职务。不久,富歇被迫离开法国,赶赴意大利与奥地利之间,某个偏远省份充任行政长官。
但穿越者的到来,让富歇提前面临这场职务危机。
……
圣诞节后的第一次国会公会,很快成为全巴黎关注的焦点。
那位已被皇帝限制半年贵族院议员资格的赫鲁纳公爵,出人意料的现身在国民公会的例行会议中。当然,德赛不是下院议员,他是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坐到听众席位上,但这足以令辩论大厅里,很不安分的躁动起来。
听众席上的所有巴黎民众,以及487名下院议员中的至少一半,尤其是相互敌视,势同水火的巴黎与马赛两地年轻议员,居然第一次集体起身,同时鼓掌,热烈欢迎德赛公民到来。
当然,期间也免不了敌视德赛公爵的下院议员,他们一个个高抬头颅,双手插兜,拼命的发出嘘声,在宣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时,也试图阻止各种欢呼声传到自己耳边。
年迈的议长与副议长对混乱场面此熟视无睹,他们事先已得到德赛公爵的书面保证,后者绝不会在下院会场上演全武行。但没过太久,两位议长发现自己上当了。
在议长手中的铜铃摇起第5次后,国民公会的喧闹声最终平静下来,例会正式开始。新年第一次会议,自然没有什么国家大事,需要拿出来讨论与表决。整个过程显得枯燥、冗长、乏味的,都是下院议员们对新年的祝福与期待。各派势力也没效仿往常一般争吵不休,连最寻常的嘘声也少了很多。
老议长觉得很满意,等到最后一位上台发言的议员,表演完他对皇帝、对国家、对民众的无限关爱之情后,便准备摇起铃铛,宣布此次例会结束,大家各回各家。还是副议长提醒了老家伙,因为赫鲁纳公爵已高举手臂,要求作为公民代表上台致辞。
老议长一声哀叹,自己根本不是什么老眼昏花,精明的他是在故意犯浑,意图阻止混蛋小公爵上台闹事。等到副议长多此一举的提醒后,老议长不得不让公民安德鲁。德赛上台发言,并在暗中叮嘱身边随从,一旦事情有变,赶紧去叫门外的国民自卫军入场维持秩序。
在众多嘘声,以及更多的欢呼声中,德赛来到国民公会的辩论台。或许是感觉会场噪音太大,他转过身,将议长桌面上的铜铃抓到手中,毫不客气摇动起来。清脆的铃声在辩论大厅内四处回荡,议员们面面相觑,他们被德赛的大胆举动所惊呆,各类杂音顿时消逝。
在助手们的竭力安抚下,老议长总算没有被气得昏厥过去。这位经历过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督政-府、执政-府、拿破仑帝国等几个时期的五朝议员元老,他清楚记得,敢于冒犯议长专用铜铃的大胆狂徒只有两个,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如今又多了一个德赛。
高台上的德赛公民没有背诵新年致辞,捏在他手中的文稿更像是一份战斗檄文。当德赛以极富有正义感的悲愤表情,激昂顿挫的宣布:近期发生在巴黎各区贫民窟,针对流浪儿童的罪恶阴谋,其数位主要嫌犯都是巴黎的权贵时,全场一片哗然。
“证据!证据!证据!”议员们卖力的拍打起扶手。
在德赛示意下,听众席上的多名随从掏出事先准备后的调查文件,开始给400多议员散发军情局收集的各种铁证。
10分钟后,议员身边的扶手被再次敲打,呼声也保持高度一致:“严惩!严惩!严惩!”
与一团和气,陈旧保守的贵族院不同,议会下院尽管也难免皇帝专-制的负面响应,但依然保持着相对的**性与正义感,这是大革-命时代,发表过人-权宣言老议员们延续下来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在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没有哪个议员敢公开跳出来投反对票。
所以,没有丝毫的妥协与观望,议员们通过了集体决议案,宣布组织一个代表各派势力的12人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德赛公民所提出的孩童被害案进行调查听证。当天下午,特别委员会下发的听证传票就送到巴黎警察局,以及几位涉案嫌疑人手中。
富歇得知此事后,明白众怒难犯,他当机立断,撕毁了自己与几位嫌犯达成的政治协议,命令秘密警察控制或逮捕所有涉案嫌疑人,防止他们私自外逃。为逃避议员与民众对巴黎治安的不满情绪蔓延到自身,富歇还责令巴黎警察局负责人引咎辞职,平息公众怒火。
德赛清楚此案的最后结果,不会给富歇造成实质伤害。在特别调查委员会将几个败类权贵转交到巴黎刑事法庭时,他在公众场合中,高调感谢议会下院高效率行使的正义行动,同时也对外宣布偃旗息鼓,不再追究巴黎警察局的不作为责任。
至此,德赛与富歇的结下了梁子,未等后者考虑好如何反击,德赛的又一波行动开始。
新年过后,巴黎的天主教徒们奔走相告一则喜讯,那位布施传道30年,在平民中享受崇高声誉的维卡神父,被巴黎大主教约瑟夫?费舍(皇帝的舅舅)破格提拔为教区主教,负责巴黎5个行政区,第8区到第12区的教务。一夜之间,维卡神父就越过了助理主教、辅理主教、领衔主教和荣休主教,4个等级,成为头戴小圆帽,手持权杖的高级神职人员。
自从1809年6月10日,教皇庇护七世发布诏书,开除法兰西皇帝拿破仑的教籍后,法国各教区主教的任命就开始相仿英国做法。未经罗马教皇签字,枢密院同意,便接受主教一职,对于那些信奉上帝高于俗世间一切的非宣誓派教士而言,需要极大的勇气来承受天主教会内部的种种非议。
在恶魔德赛的竭力怂恿下,维卡神父不得不接受这一任命,暗中为德赛公爵效力。因为那位好心的公爵大人承诺创立的“德赛基金会”,将给予巴黎贫民窟儿童生存保障与基本教育权。很快,双方都开始遵守与履行各自的诺言。
凭借“德赛基金会”的良好声誉,以及维卡主教等神职人员的协助,军情局在巴黎的情报人员收拢了巴黎各街区的流浪孩童,让他们摆脱秘密警察或盗窃集团的控制,进而又将报童们统一组织起来,形成职权明晰的运作体系,垄断了巴黎报业市场的中间传递通道。
不仅如此,德赛还将目光投向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身上,诸如,看门人、街头妓-女、守夜者、清洁员、擦鞋工、帮佣,车行与码头帮工等等。利用天主教会与维卡主教的巨大影响力,引导与培养这些社会底层表现出对德赛公爵的好感程度,自觉不自觉的为其收集情报信息。
仅此两项未被世人重视的措施,就令富歇在巴黎的情报来源大大减少,可靠性也随之降低。快要成为聋子与瞎子的秘密警察头子,夏尔?德马雷为此大为光火,他劝说富歇采取高压手段来对付赫鲁纳军情局的挑衅。警务大臣起先并没同意,但经不起名声狼藉教士的再三挑唆,还是下令巴黎警察局扣押了20多位报童,不想却成为事态进一步激化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