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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1页）

&ldo;说的是。&rdo;我不耐烦地说，&ldo;我母亲有一种洗涤剂强迫症，就把我叫成了她最心爱的洗衣粉的名字。您现在也该跟我说说您自己的事情了。&rdo;

&ldo;绝对不行。&rdo;她说，&ldo;要讲这类事情，通讯机决不是合适的地方。如果您有兴趣，您就上我这儿来一趟，图波尔。您知道市中心在什么地方，对吗?&rdo;

&ldo;我甚至知道您住在哪个窗帘后面。&rdo;我说，&ldo;您几乎是现在还住在那儿的惟一的人了，是吗?&rdo;

&ldo;惟一的人。&rdo;她说，&ldo;您来拜访我吗?&rdo;

&ldo;什么时候?&rdo;

&ldo;您想来的时候，图波尔。我总是在家里。&rdo;

&ldo;明天下班以后?&rdo;

&ldo;只要您想来。&rdo;

&ldo;好吧，那么明天见。&rdo;我说。

&ldo;我很高兴，图波尔。&rdo;她轻声说，&ldo;我真的很高兴，您应该知道，我几乎没有客人。&rdo;

这个下午，我把所有的一切都计算好了，就是没有考虑到咖啡和点心。我刚一到，她就用她那双清晰明亮、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我。从她的脸上我可以看出来，她曾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人，可现在她已经老了，很老了，比她档案上记录的六十五岁的年龄要老得多。从她站起身来步履蹒跚的样子来看，她足足有八十五岁的高龄了。

&ldo;我的两条腿总是不听使唤。&rdo;她说，&ldo;我一直是一个只用头脑的人，我希望永远有安静的环境和时间让我思考，让我静心地沉思。现在这一切我都有了，而且比我期望的还要好。&rdo;

我走到窗前，看见那里放着一把高高的椅子，窗台上还放着一个垫子。这是她的地方，她可以把窗帘掠到一边，看着下面的世界。市中心下班时最好的去处，当然是沿着数英里长的街道购物。任何一个没有急事要做，也不急于要买什么东西的人都到这儿来。在这儿，人们可以悠闲地溜达、购物，尽情享用奢侈的消费品，比在各城区的任何一个卫星市场都更令人舒适惬意。

&ldo;您怎么到这儿来的呢?&rdo;我问她，&ldo;怎么到这个城市，到这个鬼城区的三层楼上来的呢?&rdo;

&ldo;不是我到了这儿，而是鬼神到我这儿来了。&rdo;她回答说，&ldo;您看，年轻人，在我们的周围曾经是一个小城市，下面有一个面包房，拐角上有一家肉店。这幢房子的下面是一家照相馆，这家照相馆老板的儿子一心想和我结婚。您想从头到尾听听这个故事吗?&rdo;

&ldo;当然，那您就讲吧。&rdo;我说。

&ldo;我可以从ddr这三个字母开始讲起吗?&rdo;

当然可以，我听说过这三个字母，那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讲当代史，曾经有过两个德国，它们之间有一道真正的墙，柏林的一部分像一座孤岛一样，它的外围是一道墙。

她那时候就住在这个ddr，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她说，在这个国家里，什么都没有，而在另一个简写成brd的国家里，什么都有。尽管如此，她生活得很好。她在柏林长大，住在那个叫做东柏林的城区，幸运的是，那个城区外面没有一堵墙。她想当一个数学家。她学业结束时，出现了一种像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一样的东西。她很感兴趣，她宣称，她要成为社会主义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计算机专家之一，也就是指在那个柏林外面没有围墙的世界。俄国人跟这件事有某种关系，所以有一段时间她就在莫斯科。她十分流利地给我讲了几句俄语，叫人相信她是在莫斯科待过的。

在莫斯科和柏林都有一个中心，它从西方&ldo;获得&rdo;新的计算机并进行研究。在那里，一切都是保密的，几乎没有什么手册或是机器语言表，他们必须摸索怎样操作计算机。

&ldo;怎么会呢?&rdo;我问。

&ldo;我们是照葫芦画瓢。&rdo;她说，&ldo;换句话说，就是间谍。&rdo;

她就这样为国家和为保密单位工作，所以她要尽可能少地接触人。在这段时间，她搬到了柏林附近的一个小城市里，住在现在这所房子里，那时候，这儿只叫维森。

她那时已经过了三十岁。在她的楼下是一家照相馆，是一个老人开的。他有一个儿子，也有三十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她只好往楼上搬，只偶尔地路过一楼。在她的屋子里，堆积了除了计算机以外的一切生活必需品。这是一种不惹人注目的生存方式，也没有人打扰。

计算机变得越来越精巧机灵，天长日久，它们对克莉丝蒂娜&iddot;普莱因斯贝格也越来越重要。总有人不时来拜访她，问她，计算机会不会有可能被用来监视人。当然，那是可能的，她对那些人说。不过，那样也许不太妙。可这话她没有对那些人说。这样，她接受了一项研制这样一个系统的任务。她需要周密深入的思考，而这正适合于她。她告诉她在一楼的朋友，她正在干什么，可她的朋友却认为那根本没什么意思，也就不再跟她交朋友。半年以后，他走了。起先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后来才知道他飞过柏林墙投向了西方。

虽然这座房子的一楼和三楼之间实际就是这样的关系，可对她跟别人的接触她的上司并不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来了，把她带到一个地方关了几天。她辩解说，那种接触充其量不过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可她还是丢了工作。那是1988年，她已经四十多岁了，突然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工作。住在楼下的她那位朋友的父亲偶尔让她在店里当帮手，卖卖东西，打扫卫生，后来给她找了一份做针线活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