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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5章（第1页）

专机从机窝里出来，缓慢地移向起飞线，地勤人员将梯子推过去，搭在机舱门口，门开了。

孩子们和朱大娘拿着彭其的行李送上飞机去，陈镜泉和江醉章走拢来与彭其告别，彭其举手招了一下，转身向飞机走去。他在机舱门口，与孩子们和朱大娘一一握手，情绪激动，忍不住热泪盈眶。

浑身抖索的陈镜泉政委，这时候眼睛一花，天旋地转，倒在草坪上……

飞机起飞了，陈政委也已送进医院去了，机场安静下来。有一架歼六型战斗机被卡车牵引着，从滑行道上开来。它抖动两翅缓慢地爬行，就像刚钻出蜂巢的一只幼小的工蜂。不要以为它是一个无用的空机壳。它所以暂时需要用卡车牵引，只是为了节省油料。等它来到起飞线上，炽热的火焰和天崩地塌的响声就要从它肚子里喷射出来。也如同看待工蜂，不要忘了：它的尾部藏着箭。

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至六月二十六日冒死写于文家市

一九七九年九月改订于北京

关于《将军吟》的创作

文／莫应丰

《书林》编辑部要我谈谈写作《将军吟》的体会，我不知从何说起。在清理过去的旧书时，由一种现象产生出一番联想。

前几年，我经常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新书，有的翻一翻，有的没有动。那些书全都打上了年代的烙印。就小说而言，只要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口号，便知道写成于哪一年。如今一见那些口号就反感，无论书中有些什么内容，也只好闭眼扔进化纸炉。作者和编辑的心血岂不白费了？仅是纸张的浪费也令人痛心。我自己在&ldo;四人帮&rdo;垮台前夕也出版过一本小说，虽然在书架上勉强放了两年，甚至曾考虑过修改重版，但终因时过境迁，难以救活，任其碾作尘泥了。那本书叫《小兵闯大山》，用去了我一些宝贵的生活素材，至今想来，犹感惋惜。

我也间或写一点短篇，不久前在收编成集的时候，发现有些篇味儿不对了。一般地说，我还不算是很爱赶时髦的人，没有写过变幻无常的&ldo;路线斗争&rdo;，也不曾写&ldo;走资派&rdo;之类。凡被我认为是短命的题材，我是不轻易去碰的。尽管如此，仍旧有些作品短命。

《将军吟》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写成于1976年春夏，出版于1980年6月。至今又过去近两年了，仍不觉得过时。当然，一部长篇小说，出版还不到两年，绝对不能算是长命的。但考虑到从写出初稿至今，六年时间内，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文坛风雨又是何其多！《将军吟》却不受这些影响，也算是难得了。

有趣的是，《将军吟》初稿写成后，一直密藏在朋友家里。过了两年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从广播里听了全会公报，惊喜地发现，《将军吟》初稿对&ldo;文化革命&rdo;的认识正好与公报的总精神相符；于是决定，立刻将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巧合吗？确实是太巧了。我事后分析造成这种巧合的原因时发现，透过偶然的现象，能找到必然的根由。

在&ldo;四人帮&rdo;肆虐横行的那些年月，我们从事文艺创作的人，被当成鹰犬和传声筒使用，不许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不许正视触目惊心的生活现实，不许有健全的头脑和正常的思维。我当时深感人格受辱，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为什么不去干点别的事？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的行为没有意义或有害于人、无利于己，就不会继续干下去。我正是从觉醒中甩袖而离开当时文场的。谈起创作，我有点玩世不恭。找我约稿，我就说：&ldo;你从哪里打听到我会写什么东西？&rdo;实际上，我既不是完全不懂，也不是对创作没有感情。自从我发现自己能够写小说以来，总想显一显身手。可是，怎样干才是值得的呢？我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作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作家对于时代，应该是一面镜子；作家对于读者，应该是一个良友；作家对于妖孽，应该是一把尖刀；作家对干明天，应该是一只雄鸡。江湖骗子和为虎作怅的人，难道能留下什么好东西吗？糊里糊涂，行为盲目，也很难设想能胜任人民的重托。于是我想干一点本来应干的事情，按照应尽的职责来干。这个职业是高尚的，同时也是危险的。亘古以来，有多少舞文弄墨的人曾经遭遇不幸？又想干这一行，又要绝对保险，恐伯也难做到。除非你不打算尽职，既要尽职，便不能算好了命再来。我就是这样决定按真实面貌来描写&ldo;文化革命&rdo;的。真实就是科学。科学是真正的硬汉子，它不屈服于任何邪恶势力。&ldo;四人帮&rdo;拼死挣扎，想叫历史朝着反科学的方向发展，终归惨败。历史是按科学的方向前进的，我写《将军吟》也基本上是抱着科学态度的，所以就发生了巧合。看起来是巧，其实全在规律中。哪怕历史一时走了弯路，大方向总是不会变的，这种巧合迟早会发生。

怎样才能写得真实？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真实标准。我们都是那场运动的参加者，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具体的角色。每人看到的事实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是非观；每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好恶感。我知道自己的眼界十分有限，而要从事创作，眼界是不能过于狭窄的。胸怀要容得下更大的世界才好。我从1972年开始，就对亲身经历过的那场运动从正面、反面和侧面进行回忆与思考，也从正面、反面和侧面重新认识记忆中的种种人物。横观全国的大局，纵观历史的由来和趋向，谨慎地寻找我所要写的主题，坚定写作的信心。我经常提醒自己，要尽可能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想起过去的幼稚举动来，经常觉得好笑；想起那时曾经爱过的、恨过的、景仰过的、同情过的种种人物来，他们的形象都变得复杂些、全面些了。有时为彭其着想，有时又为江醉章着想，有时假定自己是陈镜泉，会怎么样？像范子愚那样的人，他自己死于并不明白中，活着的人们应怎样看待他？胡连生是可爱的，但他这类人物的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我把那些人物一个个搬到历史的和时代的透视镜面前，反复照射、查看，像严肃的医生一样，做出尽可能准确的诊断。好在时间充裕，从开始产生想法到写完初稿，经历了五个年头。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达到真实。我想，越是接近真实，作品的生命力就越强。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经验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