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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年高考虽然是各省分别出题,但考试科目大致相同。语文、数学政治各一百分,理化各五十,一共四百分。
各科的模拟题,妈妈做的相当的轻松,桂金就有不少困难。悠悠看着妈妈对答案时的笑脸,由衷的说:“妈妈,您真棒。”
姥姥在一旁说:“那是当然,你妈妈可是‘老三届’。”
“姥娘,‘老三届’是什么啊?”悠悠原来看网络年代小说,经常看见这种说法,却不知道具体的含义。
经过姥姥的解释,悠悠才知道“老三届”就是指1966-1968年三年中毕业的初、高中生。
1966年当时在校的初、高中学生,因文革造成在学校的堆积,到1968年才毕业离校,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
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当了知青,并且将此前以农场(含兵团)模式为主的上山下乡,改变为以插队模式为主。
为动员老三届下乡插队、掩盖就业危机,特地找出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借口,这也是妈妈能顺利回到韩屯的主要原因。
老三届的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
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共产党和伟人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这代青年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伟大的领袖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理想的形成,还基于日臻完备、系统的政治教育。他们跨出家门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
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厂下乡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
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另外,17年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
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
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
而“文革”中倡导的“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口号,则是“螺丝钉”口号的发展。
这类宣传所塑造的心理状态是:只要于社会有利,哪怕是些微的利益,个人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切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言行,都被等同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一般还要在前面冠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定语)的表现。而这种偏见,却是当年老三届学生的共识。
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学习,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功底,七七年高考录取的大部分就是这些人,看来,“老三届”不是白叫的。
临近高考,妈妈和桂金每天都熬到夜里十二点。早晨五点多就起来背政治和文言文,俩人有空就在一起学习。
妈妈还好些,文言文功底深。桂金就惨了,她就学于文革期间,教材中根本就没有文言文,靠临时抱佛脚的死记硬背,只能是事倍功半,文言文可不是一天的功夫。
悠悠跟着她们,倒是背了不少的文言文。后世的教材里,文言文占的比重很少,只是达到个了解的程度。
桂金羡慕的说:“看来教育还得从孩子抓起,悠悠这么小,背起东西来,又快又好。”
悠悠一激动,就没把握住,把“三字经”和“弟子规”背了出来,这是她在后世背得最熟的两大传统读物,是自己整个儿童时期的骄傲。
桂金不明白,可是爸妈知道。爸爸拉着她往外走:“悠悠,你上外面玩去,别耽误你老师学习。”
到了旁边的屋子,就急切的问道:“悠悠,你跟谁学的《三字经》?”
“爸爸,我跟姥娘在废品站里找的书,自己没事背着玩的。”悠悠才不负责,把皮球踢给了姥姥。
姥姥扶着额头,给悠悠圆谎:“她跟着俺去废品站,看到顺眼的就拿起来玩,一个孩子谁也不注意。再说了,那里面能有啥好东西,一分钱收一斤。
俺看她背的挺好听,再说孩子没事多学些东西,不是好事吗?说起来,咱悠悠是真聪明,俺听不懂,她还能给俺讲明白了。”
爸爸无奈的看着姥姥:“妈,废品收购站里,可有的是好东西,不过现在好些被划归为毒草。悠悠还小,她不懂的这里面的利害,以后真不能由着她的性子来。”
“对这些俺至今弄不明白,卫华你和婉莹多注意点,真不能让孩子惹了祸。悠悠啊,以后听你爸妈的话,不让碰的书可不能看,特别是在外人跟前。”姥姥还真是怕了。
“嗯,俺知道了。”悠悠小声的应着,耷拉着脑袋。即便是后世里性格孤僻的自己,穿到这个言论失去自由的年代,也很难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