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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1页）

瞿秋白的&ldo;名誉（2）

一篇《多余的话》，招致了身后无穷无尽的是非，这应该是瞿秋白所预料到的。曾是瞿秋白密友的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为瞿秋白临终前写下这《多余的话》而深表遗憾。我想，觉得瞿秋白《多余的话》实在是&ldo;多余的话&rdo;者，决非丁玲一人。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如果那篇《供词》就是瞿秋白最后的政治性文字，那瞿秋白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主义者、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形象，就要单纯得多、清晰得多和透明得多。然而，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瞿秋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要单调得多、轻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种意义上，这一篇不算太长的《多余的话》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时间已经开始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瞿秋白做出在临死前一吐心曲的决定是极其正确的，他最终将以这一篇《多余的话》而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无论他生前有过多少过错、失误，有了这一篇披肝沥胆、抉心自食的《多余的话》，便都能洗刷了。

白居易有《放言》诗云&ldo;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rdo;我在读陈独秀那些&ldo;最后的政治意见&rdo;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时，每每想到白居易的这几句诗。如果陈独秀在移居江津前就死去，他那些关于民主与独裁、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ldo;最后意见&rdo;就将随着躯体而永久地被埋葬，那将是何等的憾事。同样，如果国民党在瞿秋白写完《供词》后就将他杀害，根本不给他写《多余的话》的时间，那留在历史上的就只能永远是一个表面的、&ldo;做戏&rdo;的瞿秋白，而深层的、真实的、戏台下面的瞿秋白则随着一声枪响而永不为人所知。我想，在中国现代史上，一定还有更多的历史性人物，因为种种原因，至死都未能把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至死都披着一层伪装，而陈独秀和瞿秋白却得以在&ldo;身便死&rdo;之前将&ldo;一生真伪&rdo;向世人展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应该感谢上苍；作为后人的我们，也应该感谢上苍。

&ldo;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rdo;

但上苍对瞿秋白并不像对陈独秀同样的仁慈。陈独秀是在宣布与一切党派脱离关系、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左右的&ldo;隐居&rdo;状态下，写下了他那些&ldo;最后的政治意见&rdo;的，这些&ldo;政治意见&rdo;也就难以被说成是对国民党的屈膝投降。而瞿秋白只能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利用国民党提供的纸笔，写下他的《多余的话》，这样，《多余的话》就必然与瞿秋白的&ldo;名誉&rdo;纠缠在一起。

瞿秋白是在写完《供词》后不久，即开始写《多余的话》的。据周永祥《瞿秋白年谱》，1935年5月13日，瞿秋白交上《供词》。而几天后的5月17日，瞿秋白便开手写《多余的话》。《多余的话》一开头，瞿秋白便强调&ldo;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因为&lso;历史的误会&rso;，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rdo;在《多余的话》快结束时，又一次强调：&ldo;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rdo;我觉得，瞿秋白在决定是否写这《多余的话》时，是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从交上《供词》到动手写《多余的话》，中间有过几天间隔。这几天，应该是瞿秋白反复考虑、权衡的时间。瞿秋白深谙党内斗争内幕，此前也饱受党内的&ldo;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do;之苦，这篇《多余的话》将给自己的身后名带来怎样的连累，他是多少能猜到些的。这些话，是在他心的深处酝酿和涌动了许久的。他早就渴望有机会一吐为快。但当还在&ldo;形格势禁&rdo;的政治舞台上&ldo;扮演一定的角色&rdo;的时候，是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否则，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但国民党的监狱也并非&ldo;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rdo;的理想场所。正因为如此，瞿秋白在交上《供词》后，有过几天的举棋不定。但最终，强烈的一吐心声的&ldo;冲动和需要&rdo;以及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使他决定不计身后是非，而抓住这狱中&ldo;最后&rdo;的机会，把自己内心的真相暴露出来。

在《多余的话》一开篇和快结束时，瞿秋白都强调自己说出的是最真实、最坦白、最老实的话。而我们记得，在那篇所谓《供词》的最后，瞿秋白也声明了自己所说的话是真实的。然而，如果将《供词》与《多余的话》做些比较，就会感到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二者的说法颇不同。例如，在《供词》中，说到那时期的所谓&ldo;苏区&rdo;时，都是径用&ldo;苏区&rdo;，并不加引号，表示着对这一政治性称谓毫无怀疑地认可；而在《多余的话》中，&ldo;苏区&rdo;不但往往加上引号，有时前面还冠以&ldo;所谓&rdo;二字，成了&ldo;所谓&lso;中央苏区&rso;&rdo;，其语意明显不同。当然，更重大的差别还表现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评说上。例如，《供词》中这样谈到&ldo;苏区&rdo;的教育：&ldo;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些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lso;下等人&rso;，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例如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在战争中死了），他是一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rdo;在这里，瞿秋白似乎要以刘启尧的成长，来证明&ldo;苏区&rdo;教育的可观成就。然而，在《多余的话》里，却写道：&ldo;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lso;中央苏区&rso;，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rdo;这番话虽然直接的意思是强调自己并没有在&ldo;苏区&rdo;这样的地方办教育的资格和能力，但却能间接地构成对&ldo;苏区&rdo;教育成就的否定。因为瞿秋白在&ldo;苏区&rdo;时是所谓&ldo;苏维埃政府&rdo;的&ldo;教育人民委员&rdo;（教育部长），主管&ldo;苏区&rdo;的教育。作为&ldo;教育部长&rdo;的瞿秋白并没有资格和能力办教育，那教育又能办出怎样的成就呢？言外之意是，只因为原来是&ldo;一张白纸&rdo;，所以办些义务小学，办几个师范学校，就显得很有成就了，实际成就是并不可观的。又例如，《供词》中这样说到&ldo;苏区&rdo;百姓的经济生活：&ldo;经济建设方面，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例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壮丁少了好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rdo;&ldo;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rdo;在这里，把&ldo;苏区&rdo;的物质生活说得不错，也说到了自己与农民之间似乎很亲切的对话。然而，在《多余的话》里，却写道：&ldo;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lso;中央苏区&rso;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lso;共同的言语&rso;。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rdo;从这番话，就看不出对&ldo;苏区&rdo;农民生活的丝毫的赞扬了。当然，瞿秋白并没有说&ldo;苏区&rdo;的农民生活不好，只是说因为自己与他们&ldo;没有共同的言语&rdo;，因而无法知道他们对自己的生活&ldo;究竟是怎样的感觉&rdo;。几天前写的《供词》中还说农民告诉自己生活比&ldo;革命以前&rdo;要&ldo;好些&rdo;，几天后写的《多余的话》却说因&ldo;一开口就没有&lso;共同的言语&rso;&rdo;而对农民生活的考察&ldo;一无所得&rdo;，这不是很矛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