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立即做出反应,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日本当局理应采取尊重历史事实的正确态度。任何模糊战争性质、推卸战争责任的言行,都是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原则及精神的,也必将伤害中国和亚洲其他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归根到底,对日本自身也是十分不利的。
我国人大常委、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还对日方推脱战争责任的言论进行了批驳。
事实上,天皇裕仁是侵华战争的元凶。他从小受武士道精神教育,1921年11月起摄政,1926年11月即位。日本于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制造伪满洲国,于1937年发动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所有这些,都是在裕仁天皇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统帅时进行的,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最大受害国,我国派不派人和派什么人去参加天皇的葬礼,一直是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不少群众和海外侨胞纷纷来信、来电,要求中方出席天皇葬礼的规格不要过高,有的甚至建议不要派人出席。一些反华分子,更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地对中国进行谩骂和攻击。
经多方权衡和考虑,中央决定由我作为外长以国家主席特使身份参加葬礼。这一决定既顾及了国际上正常的外交礼仪,也考虑到广大群众包括海外侨胞的感情。对此,国内外反应正常,大都予以理解。日本官方人士也表示日本重视对华关系,感谢中方派人出席葬礼。
由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对日方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责任表示出了强烈不满,2月21日,竹下首相紧急召集内阁主要成员商讨对策,决定通过外交渠道向有关国家说明情况,以求得谅解。
次日,日本驻华大使中岛敏次郎就竹下首相在国会答辩事向中方做了说明。他表示,竹下首相对过去那场侵略战争曾做过明确表态,至今没有任何变化。竹下首相的认识是:一、日本过去通过战争给邻近各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害。对日本的上述行为,国际上认为是侵略战争并进行了严厉批判,这是事实,日本要充分认识这一事实;二、日本政府对过去行为的认识,曾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表述过,这一认识至今毫无变化。对侵略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三、日本作为和平国家,为了不使这样的事情重演,将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2月24日,我在东京饭仓公馆会见日本外相宇野宗佑时,他代表日本政府,再次对竹下首相在国会关于过去战争问题的答辩未能表达真意表示遗憾,强调日本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已写进日中联合声明,并说首相对此问题的表态没有任何变化。我说,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需要珍惜。由于历史原因,对中日间的一些敏感问题,应当慎重对待。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开辟未来,才能避免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同日下午,竹下首相在其官邸会见我时表示,他对发展中日友好有着一贯的信念,强调愿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我对他说,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坚持中日友好。当晚,日本政坛的元老伊东正义一个人专程到中国驻日本使馆来见我,表达对我来日本参加葬礼的感谢,并表示愿为日中友好尽力。
次日,日本各大报均详细报道了我与日本首相和外相会见的情况,并发表了一些评论。有的报道说,竹下首相在此次葬礼外交活动中,紧急会见中国外长实属破例之举,说明首相本人及日本政府已深刻认识到有关战争责任问题发言带来的严重后果,急欲借此机会再次说明日方立场,求得中方理解。有的评论提醒说,日本应从中认识到,在与亚洲邻国打交道时,不能只从民族特性差异这个角度来简单地处理历史问题,而要切实采取一丝不苟的态度。
此后,竹下首相又在2月27日的国会答辩上对他上次发言做出修正,明确表示上次战争给邻国造成重大损害,其侵略的事实不可否认。
实践证明,我国政府决定派人参加天皇葬礼的决定,以及出席葬礼的人选,是恰当和稳妥的,既不失外交礼仪,也有利于增进两国关系,同时,推动日方在战争性质问题上进一步表明态度,取得了好的效果。
我这次去东京参加葬礼,虽然主要着眼于中日关系,但真正取得突破的,却是中国与印尼的双边关系。
中断的关系
在东京的葬礼上,我会晤了印尼领导人,使两国中断了23年的关系得以迅速恢复。这是一次利用特殊机会而取得外交突破的成功谈判。
这场&ldo;葬礼外交&rdo;的意义,也许从中国、印尼两国关系跌宕、复杂的演变过程中才能看出。
中国和印尼是近邻,两国之间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两国人民在反抗殖民主义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患难与共,相互同情,互相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印尼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又称&ldo;万隆会议&rdo;),详细阐明了我对外关系中坚持执行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后,周恩来总理对印尼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为解决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双重国籍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中国一直支持印尼收复西伊里安等正义斗争,印尼坚决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