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一个女人,一个背井离乡饱受战争蹂躏的女人,她所受的苦难,究竟有几个人能理解,又有几个人能从心里产生同情?自从开始接触李曼姝,我就不停地跟世俗作斗争,跟周围的人作斗争,好像八角楼是我家的房地产一样,我在为我个人争得利益,天啊,这是哪跟哪啊?!当然,这些我都不能告诉李曼姝,我只能说方方面面的领导们都很关心您,希望您回到韩国能够安度晚年,如果需要我的帮助,就来信来电话,我会像您的亲生女儿一样帮助您。
李曼姝忍不住哭了起来,我的眼睛也潮湿了,我怕李曼姝看见我的泪水,引起更大的伤心,便转身进了卧室,我想应该送给李曼姝一点礼物,这礼物还不能太重,否则会增加她行李的负担,想来想去也不知该送给她什么为好,最后我拿起手包,从里面抽出一叠现金,还是给她一点钱吧,对李曼姝来说,钱的用处最大。
我走出卧室,李曼姝坐在厅里的沙发上,她累了,再加上情绪的波动,眼睛正眯着打盹。我悄悄坐在她身边,听到动静,她一下子睁开了眼睛,我将钱塞在她的手心中说:这点钱,算是我给您的礼物了,您路上用吧。
李曼姝死活不要,并不停地说:我给你添的麻烦够多了,怎么还能要你的钱呢?说着,就拽住我的手包,将钱往里边塞。
我使劲拉住手包,不让钱再回到包里。
一拉一拽,手包掉在了地上,里面的一包东西也随之掉了出来,是叶奕雄摔碎的那把青花瓷壶的碎片。
李曼姝惊慌地看着那一地的碎片,它们已经从包着的纸里挣脱出来,零散地滚在地上。
我俯身拾拣着碎片说:是一个朋友的碎壶,满清时期的,觉得很可惜,想抽时间找个工匠帮他粘上。
李曼姝见我拣得认真,也弯腰拾起来,她举着一片碎瓷在灯光下晃来晃去,忽然说:这好像是我们祖上的东西,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的老人就用这样的瓷壶喝水,叫掌中壶,可以握在手心里把玩的。你看,这碎片上的记号还挺完整的呢,一片树叶,是我们这支旗人祖上用品的记号。
我看着李曼姝,忽有所悟地说:拥有这个瓷壶的商人也姓叶,祖上也是旗人,说不定是您的亲戚呢,要不要认识一下?
李曼姝将碎瓷片放回我的手心里说:胜者王候败者贼,我一个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的慰安妇,族里的哪个亲戚会认我呢?算了,还是回到没有血缘和亲情的韩国去,大家都落个心灵干净。
我无语,这个时候我只能听从李曼姝的安排,顺着她的思路做事情。我将碎瓷片包好,特意找了个抽屉放进去,我忽然想李曼姝真是个明智的女人,尽管没见过叶奕雄,却把对方的心思猜透了。
还有一个半小时就要登机了,现在必须去机场了。为了让李曼姝心里高兴,我给总编打了个电话,想让报社派车送送我们,也算中国政府对二战慰安妇的一种关爱。
总编正值班,电话一下子就通了,听出是我的声音,总编吱唔了一下说:你回来怎么不先到报社来呢,这有一堆事情等着处理呢。
我说:李曼姝马上就要走,我给她买机票买路上的食品,现在我准备送她去机场,报社总应该派车送送吧?
总编很快说:眼下没车子,车子都出去了。你打的吧,回报社报销。
没等我再出声,总编的电话就挂了,我感觉总编的情绪不对。叶奕雄神通广大,财大气粗,说不定在我离开本城的时间里,买通了总编呢,如果这样,八角楼作为历史文物的地位就更有争议了,难度也就更大了。
放下电话,我心事重重,心里十分不安。
我的情绪一定被李曼姝看出来了,她不停地问这问那,我嘴上应着,却不知她究竟都问了什么。最后,我还是心有不甘地给赵宗平打了个电话,我想怎么也不能让李曼姝如此凄凉地离开吧?难道中国人的礼节也被世俗的力量排挤掉了吗?
赵宗平的手机开着,我一下子就联系上了他,我说:韩国的李曼姝马上要走,政府方方面面的人士就不出面送送了吗?
赵宗平听出是我,很客气地说:现在都几点了,各个部门的领导早就下班了,如果想约方方面面的领导,那要提前几天呢,领导日理万机呀。
我说不到十一点,还不算太晚。
电话那边的赵宗平说:你以为所有的人都像记者一样喜欢夜间行动吗?说完哈哈笑笑说:我的司机今天没上班,孩子发烧呢,要不我可以派辆车送送。沉吟了一会儿又说:这样吧,你打车去机场,回头车费我报了。
我二话没说就把电话挂了,怎么都会来这一套了,想不到赵宗平也如此冷淡,我心里继续着刚才的不安,感觉八角楼的事情可能真有了什么变故了。
李曼姝一直盯着我,她听懂了我打电话时说的所有的话,但我还是跟她解释说:我们登机的时间太晚了,方方面面的领导都下班了。
李曼姝知趣地说:像我这种身份的女人,能回国受到如此礼遇已经让我很知足了,别再麻烦那么多的人了。
我心里酸酸的,什么也没说,拎起李曼姝的行李就往门外走,我必须把李曼姝送到机场,直到飞机起飞。也许,今生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毕竟是八旬老人了,她的身体和精神在二战中所受到的摧残,当今的人们谁能够感知呢?如果为了世俗的利益就放弃历史,放弃对历史的审视,悲剧很可能重演,灾难很可能让人类重温。
我发动车子,车开以后,为了舒缓我不安的情绪,我打开音乐盒,舒伯特的小夜曲在车里回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