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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四、老母鸡变鸭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汉唐时期几乎有一千年之久，其间所谓&ot;汉唐盛世&ot;更是中国历史上很值得夸耀的辉煌时代。汉武帝好大喜功。在他手上，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唐太宗雄才大略。他采纳魏徵&ot;中国既安，四勇自服&ot;的建议，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果然弄得九州臣服，八方来朝。什么突厥啦，吐蕃啦，高丽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亚美尼亚、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半岛的大食，都一拨一拨地把使者和留学生派到中国来，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文化。于是大唐帝国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ot;汉语&ot;，或者被叫作&ot;唐话&ot;，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结果大家记得住的，便不是汉，就是唐。比如日语中当用汉字的语音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系统。京都的京读作きよう，是吴音；京畿的京读作けい，是汉音；南京的京读作きん，是唐音。日本人渡海而来，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学去的当然是吴音。汉音和唐音就有点名不副实了。所谓汉音，其实是模仿唐代中原语音的。但那时唐的名气还不如汉大，于是便被称作汉音。后来，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结果模仿宋元明清语音的又被称为唐音。尽管北宋当局一再要求各国改称中国为宋，却可惜收效甚微。这也怪不得人家。汉与唐，实在是&ot;先前阔得多了&ot;。

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日本人要学中国话，中国人也要从外国人那里借语言。事实上当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关系时，影响从来就很少是单方面的。就算是打架吧，也会你一拳，我一脚，你在我身上划道口子，我在你身上留个伤疤。汉开拓，唐开放，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联系自然频繁。张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之类的东西也会跟着&ot;搭便车&ot;。至少是，西域既通，现成的词汇就不敷使用；佛经既得，外文的翻译就成了问题。因此汉唐两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词汇入民族公用语库，华夏民族语言大大丰富的时代。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叫。最便当的办法，自然是人家怎么叫咱们也怎么叫。这就是音译。但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便只好找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来对付。这种办法，近现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ffee）、可可（a）、坦克（tank）、苏打（da）、沙龙（salon）、逻辑（logis）。苜蓿和葡萄也是。苜蓿和葡萄都来自大宛语，在伊朗语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读起来差不多。

我们老祖宗做事，是相当认真的。虽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比如葡萄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酌，还是写成葡萄。因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写成葡萄，不但不会闹误会，而且还直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觉。

这也是中文翻译的一贯精神：信、雅、达。所以，用&ot;可口可乐&ot;译cala，用&ot;伟哥&ot;译vigra，便被称为&ot;神译&ot;。其实，雷达（radar）和模特（odel）也是译得很传神的。雷达，像雷电一样迅速传达；模特，模样既好，又很独特。

不过古人的困难比我们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鲜事物又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苜蓿就曾翻译为牧宿和目宿，琥珀则曾翻译为虎魄。但苜蓿毕竟不是放牧时睡觉或看得见的宿营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译为牧宿、目宿、虎魄，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发明出新字来表示。除&ot;琥&ot;宇古已有之外（琥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即琥璜；或信物，即虎符），珀、苜、蓿，都是专门为此发明的。后来，但凡松柏树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腊珀、金珀、明珀、水珀、花珀，只有红的才叫琥珀。

最妙的是&ot;佛&ot;。前面说过，中国原本是没有佛的。所以佛教刚传入中国时，buddha一词的译法也五花八门。没驮、勃驮、浮屠、浮图、佛图、佛陀，不一而足。最后选定了佛陀，简称为佛。因为没驮、勃驮实在怪异，让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浮屠、浮图也容易产生歧义。当然，也可以意译为&ot;觉者&ot;，但总觉得不过瘾。既不崇高，又没有神秘感。想来想去，还是佛陀好。佛的本义是仿佛，即所谓&ot;见不审也&ot;。像释迦牟尼佛祖这样的人，我们自然看不真切，惚兮恍兮，高深莫测。再说，佛这个字也妙不可言，既是人（有单人旁），又不是人（弗人），正好用来表示那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的非凡的人。何况鬼、神、仙、佛并列，也很整齐。所以。用佛来译buddha，也是&ot;神译&ot;。

比佛低一等的是菩萨。但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在原始佛教中，它本是释迦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时的称号，全称是菩提萨埵，即梵文budhisttva的音译。其中，菩提（budhi）即断绝烦恼成就涅槃的智慧和觉悟，萨埵（sattva）即心系众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还要救万民于水火。所以，一个人，如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就会被称作&ot;活菩萨&ot;或&ot;菩萨心肠&ot;。菩萨低眉，金刚怒目，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佛家的世界很是丰富。

阎罗也是音泽，而且和菩萨一样，都是偷工减料，省掉了两个宇，全称则是阎魔罗阇（yanaraja）。菩提萨埵简称为菩萨，阎魔罗阇简称为阎罗，并不光是为了省事，也是为了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你看菩萨和菩提萨埵相比，阎罗和阎魔罗阇相比，是不是更有中国味儿？至于邬波驮耶（upadhyaya）译为和尚，比丘尼（bhlksuni）称作尼姑，就更是中国化。事实上菩萨、阎罗也好，和尚、尼姑也好，不但读音全变，意思也不尽相同，早就变成中国的名词，异国情调已经没有多少了。

这可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五、东边日出西边雨

日本人的本事也不小。

日本人是很能学习和吸取外来文化的。当年，他们跑到中国来，学了不少东西去，连文字都是从中国进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以西洋为师，一大堆先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涌入日本，颇有些应接不暇。他们的办法，是用从中国借来的汉字去对付。反正借一回是借，借两回也是借，一客不烦二主，干脆一借到底。

具体说来，方式又有好几种。

最便当的方式当然是用现成的汉语词汇来意译，比如文化（culture）、文明（civilization）、革命（revotion）、经济（enoics）。这些词，中国老早就有，但意思不同或不完全相同。比如文化的意思是文治教化。西汉刘向《说苑》的《指武》篇说：&ot;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ot;那意思是说，咱们是&ot;礼义之邦&ot;，从来不兴随便动武的。先用&ot;文&ot;（文明）去&ot;化&ot;（教化）你，要是&ot;化&ot;了几回还是老样子，不肯改过来，那就別怪我不客气了。显然，这里说的&ot;文化&ot;，就有些&ot;和平演变&ot;的意思，和现在所谓&ot;文化&ot;满不是一回事。此外，文明的原意是文采光明，经济的原意是经世济民，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也就是改朝换代，即《周易》所谓&ot;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ot;，也和现在的意思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