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国开始兴盛了数百年的邺城,就此没落。失去漕运的邺城,也就失去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
而自裴耀卿漕运改革后,因为漕运路线改道,洛阳不再是必经之路,因此愿意前往洛阳的漕船就日渐稀少。
三年时间,汴口到洛阳这一段的漕运,几乎减少了80%!
运量从最高峰时的百万石,到现在的不足二十万石。
裴耀卿漕运改革的核心,除了分段漕运外,另一点就是以汴口为转运的核心,放弃从前漕运以洛阳为转运核心的战略。
漕船都不往洛阳走,含嘉仓只出不入,粮食库存减少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在朝堂各类歌功颂德的声音之下,这个重大转变的影响,显而易见的被有意忽略和淡化了。
这项漕运改革,是官府在汴河与黄河的交叉点上置河阴县(今河南河阴县东)及河阴仓,在河清县(河南孟县西南五十里)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三门仓(一作盐仓)。
这项改革直接导致了日后以汴梁为核心的漕运经济崛起,奠定了五代十国的基本经济格局,其影响之深远,除了“过来人”的方重勇外,无人看得透彻。
而采取分段运输的方法给长安运粮,水运条件合适,那就运输;水运条件不合适(如枯水期),那就不运。
其改革思路是革命性的。
这项改革实施效果不能说不好,但有个核心问题是:这样的高强度运粮,是不可持续的。
运输量是大了,然而运输成本,却没有本质性的下降,这些运费绝大部分还要商贾来买单。这是定都长安,所必须付出的经济代价。
事实上,纵观全唐,也就只有这几年,输送长安的粮秣达到了一年运200万石以上。
从河北来的粮秣,都是来自“永济渠六州”,而江淮来的粮秣,因为河道路线太长,经常有漕船堵塞倾覆,导致运粮成本极高。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对运河北粮的影响很大,对于运江淮粮的影响却不那么大。
运费高,就肯定得有人买单,要么是朝廷,要么是商人。
朝廷不肯出钱,民间就不干了,谁家的财帛也不是浪水打来的。
再有,如今江淮的粮草已经转运到河阴仓了,如果要转运到洛阳,那么就必须再多走一段冤枉路,而这些粮草是无法从洛阳转运到长安的。
所以现在江淮的商人已经不想再从江淮和江南运粮到洛阳了,因为运费太高无利可图。而朝廷现在使用的模式,又是采取“招标”的方式运粮,官府直接控制的漕船并不占优势。
也就是说,商人将粮秣运到了洛阳以后,官府统一采买,再给运费补贴。
根据李林甫派人实际调研,每一石江淮的粮食运到洛阳,平均运费就超过了50文钱。对应的运费补贴,却又低的可怜。
运费成本太高,而朝廷给的运费太低,导致商人们都不愿意从江淮运粮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含嘉仓空了大半,并不是转运的官员不肯努力,而是有很多客观条件限制,让他们有本事无力施展。
粮食运不利索,不光是运的问题,而是朝廷的整体机制,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这些弯弯绕绕的道理,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在李隆基看来,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借口,而是事情有没有办成。
含嘉仓是国家的战略储备,没有堆满,就是渎职!
其他的问题,是他这个圣人该操心的么?
至于什么运河线路改了啊,漕运方式改了啊,那些鸟事他不想问,也不想听!
面对新的困境,李林甫向李隆基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首先,将旧有的转运官员全部革职,换上新人(多半是李林甫自己的党羽),这叫不破不立。
其次,在洛阳地区实施和籴法,丰年向民间高价收购谷物,价格高出市场价两成,以满足含嘉仓的储备需要。
所需财帛,来自江淮与江南。
再次,向河北永济渠六州加户税,每一户的户税,提高两成,统一用粮食交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