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武装奴隶。公元前264年,布匿战争初期,一种让奴隶互相格斗取乐的伊特鲁里亚人的消遣在罗马盛行一时,后来传遍了全国;很快,罗马的每个大富翁都拥有了自己的角斗士。他们有时在角斗场角斗,但真正的任务是担任主人的保镖。当时还有博学的奴隶。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征服者,在文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希腊各城、北非及小亚细亚俘虏了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罗马上流社会家庭的孩子的家庭教师往往由奴隶担任。富人们常常派希腊奴隶当图书管理员、秘书,或者豢养的学者。在当时,富人们养一个诗人就如同养一只会表演的狗。近代文学批评主义的传统,即吹毛求疵的风气,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聪明的幼奴买来,让他们受教育,然后卖给富人。很多奴隶往往被训练成为图书抄写员、珠宝工匠以及种种社会所需要的熟练技术工人。
但从富人占优势的开放的共和初期,到瘟疫肆虐国势衰败的400年之间,奴隶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公元前2世纪,战俘成群,社会风气粗俗不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我们所能想像到的暴行,几乎都残酷地施加到奴隶身上。但是到了公元1世纪,罗马文明对奴隶制度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改善。这时的战俘比以前少了,奴隶的价格大为提升。奴隶主开始意识到奴隶带给他们的利益和舒适,同时,奴隶们对自身不幸的自尊心也增加了。社会的道德舆论也开始兴起,人们的正义感开始起作用了。更为高尚的希腊精神使得古罗马的残酷得到了缓和。社会开始限制暴行,主人不能再把奴隶卖去斗兽;奴隶主把财产权当作所谓&ldo;特权&rdo;给予奴隶;奴隶主向奴隶支付工资以作奖励和刺激;而且,奴隶也可以结婚了。在许多情况下,奴隶主不能驱使奴隶劳动,或只能在特定的季节才可以驱使奴隶劳动。在后一种情况下,奴隶就成为农奴,只需向奴隶主缴纳自己的一部分收成,或在某个季节为主人工作。
如果我们意识到,公元后200年中,这个使用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罗马帝国本质上是一个奴隶制国家,而且只有极少数人民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享有自由,那么我们就不难把握它衰微和崩溃的线索。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几乎没有现在所谓的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几乎没有拥有活跃的思想和研究的家庭。学校也很少,距离也很远。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和自由精神。尽管罗马有宽阔的大道,宏伟建筑的遗迹,以及威严的法律和权力传统,但我们却不能不说,这一切表面的繁华,都是建立在强迫意志、压抑理性以及扭曲欲望的基础之上的。即使那些少数的被征服土地上的统治者和奴隶主,他们的灵魂也是不安、不幸的。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都需要有自由的精神及快乐的心境,在这种氛围下,自然就衰微下去了。抄袭与模仿充斥着帝国,知识渊博的奴隶多如牛毛,但是繁荣了400年的罗马帝国的产物,却根本无法与小城雅典一世纪间所产生的勇敢高尚的精神活动相比拟。在罗马的统治下,雅典走向了衰败,亚历山大城的科学研究也一蹶不振了,甚至于人类的精神似乎也在一天天没落下去了。
第22章 罗马帝国的宗教发展
公元后的200年里,拉丁和希腊民族统治下的帝国人民经常处于焦急与恐慌之中。那时,压迫和暴行盛行,有骄傲和炫耀,却几乎没有荣誉,也没有宁静和安定的幸福。不幸的人备受欺侮;幸运的人则不安、狂热地寻求欢乐。在许多城市里,大多数人的消遣就是观看角斗场里的血腥场面,在那里,人兽相斗,不死即伤。罗马遗址中最有特色的就是用于角斗的圆形剧场。生活就这样进行着,人们内心中的不安,反映在深切的宗教不安中。
从雅利安游牧民族最初冲击远古文明开始,许多庙宇里原有的神灵和僧侣,不可避免的,或是经历了痛苦的适应过程,或是自行消失。几百年的时间里,文明的暗白人种农耕者,已经形成了以庙宇为中心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他们的情绪无不被典礼、恐怖、祭祀以及神秘主义所控制着。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他们的神灵是荒谬的、不合逻辑的,但对当时的人民来说,这些神灵就是信念和梦想的表现形式。在苏美尔和古埃及,如果一个国家被他国征服,意味着其神灵就会改变名字,但崇拜的形式和精神却原封不动,其本质特征不会有大的变化。梦想中的神像虽然改变了外表,但梦想本身仍像以前一样继续着。初期的闪米特征服者与苏美尔人的精神非常接近,他们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宗教夺取过来,并没有进行大的改变,埃及也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宗教改革。不管是在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下,还是在凯撒家族的支配下,埃及的庙宇、祭坛和祭司在本质上仍旧保持着埃及的方式。
如果在社会习惯和宗教习惯相类似的民族之间发生征服事件,那么就可以通过合并或同化的手段来避免两地神灵的冲突。如果两个神灵相似,人们就把他们合二为一。祭司和群众认为,神的名称虽然各异,实际确是同一的。这种神和神的合并,就是所谓的泛神崇拜。公元前1000年前后大征服的时代,就是泛神崇拜时代。在广大的地域中,共同的神灵取代了地方性的神灵,或者说共同的神灵把地方性神灵吞并了。所以,当后来希伯来先知们在巴比伦宣传世界上只有一个神‐‐正义之神时,人们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来接受那样的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