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父子二人之间有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李冼从没有否认过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官,至少是那种传统意义上,总是会受到群众敬如父母式爱戴的好官。
他为官清廉,公私分明到几乎病态的程度,就是同僚找他谈公事的时候无意中涉及到了私事他也一定要把人家拽到内堂来,等私事说完了再把人家拽出去,继续谈公事,反正如果要说私人的事就绝对不能占用公家的地方。
到最后,基本上来谈工作的没人敢跟他去聊私事,连给家里人带个好这样的话也不敢说。
在公事上,他虽然排斥洋务是个彻彻底底的清流派,但却并不循规蹈矩,固步自封,而是在他自己的观念所认可的道德范围之内对当地做一些传统的改进,比如兴修水利,改造农田之类的,总之是在为老百姓干实事,也能干成,至少能让当地人吃上顿饱饭,享受一个安稳觉。
在这样一个年代,虽说工业是这个世界的主潮流,但是洋务是要钱的,而且不只是要一点钱,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主基调就是剥削,剥削自己的人民以及剥削殖民地的原材料和劳动力。
在欧洲,被剥削的底层人有转而成为剥削阶级的希望,但是中国的老百姓暂仍然无可避免的成为被剥削阶级,而且在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里,这个被剥削的身份不但要跟自己一生一世,还会累及子孙后代,在工厂里做工,对他们而言无异于失去了土地给地主家做工的佃农,洋务所带来的实惠暂时还没能普及到他们的身上。
因此,老百姓打心眼儿里还是喜欢李冼的父亲李大人这样的好官,让他们安安乐乐地过传统的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
朝廷也不否认李大人有能力,可是他为人是在太硬,不好提拔,要想发挥出它的最大价值只能平级调动,哪里最需要就调到哪里去,这才有了李冼可以顺便去观光了大半个中国。
李大人是个人才,但是很显然历朝历代,尤其是在一个王朝气数耗尽的时候,这样才德兼备的国士通常难有一个善终。
要按客观而言,虽然李大人这些年被无怨无悔地调来调去,但调去的地方都是集中在江南,的确是被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糟蹋得不成样子,但是土地肥沃,底子好,自古都是天下粮仓的鱼米之乡,好好治理,肯定是富庶的。
但是同治十年的时候情况就有了转变,眼见着江南的元气恢复的差不多了,朝廷大笔一挥,官职没变,但把李大人从地理位置上往&ldo;高&rdo;拔了拔,一下子调到了位于黄土高原的陕西。
第三十章李冼(2)
更新时间2011-3-2722:10:26字数:4865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清廉有为的官员面对一年都碰不到两次雨水的龟裂黄土也没办法,这片曾经养育了整个华夏的土地已经被透支了气力,再也没办法让人丰衣足食。
陕西的旱情每年都有,大家早就习惯了,没什么好抱怨的,就算旱情之后的饥荒有几个胆子大的要挑旗学陈胜、吴广也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下去,大多数人要么面黄肌瘦地活下去,要么就去阴曹地府里吃满汉全席,年年如此,以至于最后百姓连揭竿而起的热情都没有了。
这样的一个地方,虽然会让李大人这样爱民如子的好官感到痛心,但绝不至于给他自己招致杀身之祸。
但李大人到任的同治十年,旱情却异乎寻常的严重,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陕西这几年的旱情都很严重,累积到同治十年,终于把大旱导致的灾难全部爆发出来‐‐地上的黄土都干成了沙子,连陕西境内起源的长江最大一条支流‐‐汉水流进湖北境内的时候都几乎成了一条蜿蜒的小溪。
这本是任谁都阻止不了的天灾,不能怪朝廷,但是老百姓们不这么想,老百姓不会去怪老天爷,只会把他们所受的一切苦难都归咎于朝廷,而且他们怪的也不是朝廷不给他们合理的救助,而是怪朝廷降下这场天灾。
能产生这样的想法不能说是老百姓无理取闹,而是完全要归功于中国自汉武帝之后的两百多个皇帝以及所有儒家门生都感恩戴德的董仲舒。
前者感谢的是他&ldo;大一统&rdo;的理论思想,支撑他们的统治长治久安。
后者是感谢他让儒学在汉代一跃成了官方哲学,不但躲过了像墨家与阴阳家这些战国百家一样走向衰落的命运,反而辉煌了两千多年。
而老百姓们之所以要把一切天灾归罪于朝廷,也是由于历朝历代都被政府大力宣传,由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ldo;天人感应&rdo;之说。
&ldo;天人感应&rdo;本来是为了统治的需要,中国自古是一元政治,虽然没像英国的亨利八世一样正儿八经的颁布一份《至尊法案》跟罗马教廷彻底决裂,成为英国政治与宗教的双重统治者形成了君权神授,但在中国皇帝的根本不会有制定一份法案或者下一道诏书来声明自己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威的行为,甚至这么一个心思都不会去动,因为皇帝的位子本来就已经是最高权威的象征,什么佛教、道教的,用得着的时候提拔提拔,用不着的时候就搁在一边儿,任他们去自生自灭,如果影响到了自己的同治,那一定要打压,而中国的宗教也一直很配合着这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价值观和心情,都呈现出一副出尘之态,完全没有西方教师在欧洲大陆上的飞扬跋扈,各国的红衣主教无论国王做什么事都得去插上一脚,而是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问,只管自己修身养性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