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克对处领导的要求一一表示接受,之后他去找了彭大勇。自普克出差培训起,他一直没见过彭大勇的面,这次想问问王敏案件后来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彭大勇告诉普克,dna检查结果表明,浴室下水道取出的毛发里,除了有王敏的、赵刚的和丁丁的之外,另有两种不知是什么人的,由于没有嫌疑目标,根本就无法查验。其他都没什么特别的,就是王敏的前夫赵刚出差回来后,彭大勇曾找他问过情况。
赵刚说了一件小事。王敏儿子丁丁以前有王敏那儿的钥匙,后来王敏突然要走了,丁丁回家后告诉了赵刚。赵刚心里猜疑王敏并不是因为自己钥匙丢了才向丁丁要走钥匙的,很可能是有些新情况,怕丁丁碰上不合适。赵刚想,现在王敏的事犯不上他多嘴,何况他本身就知道王敏的性格(赵刚并不愿意在王敏死后说她的坏话),所以他一直都没问。只是在他出差前一天,考虑到儿子丁丁无人照顾,他便打了个电话给王敏,问是否能让儿子在王敏那儿住到他回来。可王敏却找借口拒绝了,说要丁丁住到外公、外婆家。丁丁表示他一个人能管好自己,坚持要住在赵刚家,王敏就跟赵刚说,她每天晚上都会把丁丁安顿好。后来赵刚就随意地问了王敏一句,是不是有男朋友了。王敏先说是有一个。赵刚便问是哪儿的,王敏又急忙说,也不算是男朋友,赵刚就没再多问。
虽然浴室下水道里的毛发中有赵刚的,但赵刚与王敏离婚前,也是住这套房子,当然会使用浴室。而找到的这批毛发,可以是几年来逐渐积存起来的。彭大勇查过赵刚的活动日程,证实赵刚是可以排除嫌疑的。
从赵刚的反应来看,对于王敏的被害,说不上有多悲痛,但多少还是看出来有些不舒服,毕竟他们在一起生活过那么多年,离婚也不代表一定有着刻骨的仇恨。不过,赵刚表示,他对王敏的被杀很困惑。
王敏以前红的时候,存下不少钱,但这次赵刚作为丁丁的监护人帮着处理王敏的遗产时,发现这笔钱基本上没怎么动过。所以她被杀不太可能是经济上的原因。如果是情杀,理由也不充分,王敏现在是单身,完全有婚恋自由,而她在男女关系方面,又属于较开放型的,不太可能因过分纠缠对方而被害,从现场情况看,没有挣扎打斗的痕迹,虽有过性行为,可王敏脸上又有笑容,也不太像是被人纠缠无法摆脱的样子。至于王敏的个性,赵刚评价说,只是比较开放,喜欢新鲜,刺激,虚荣心较强(他补充说,这并不稀奇,大部分女人虚荣心都很强),也没有其他大的毛病。不知道怎么会出这种不幸的事。
彭大勇问:“这个案子你还打算接着查?”
普克点头说:“这么停下来,觉得不甘心。老彭,你觉不觉得赵刚的疑问很有道理?我也反复考虑过,觉得这个案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搞不清罪犯的作案动机。你办了这么多年案,以前有没有见过这种事儿?”
彭大勇想了一会儿,说:“如果是预谋杀人,一般都有作案动机。这个案子,从现在的线索来看,应该说罪犯事先是有准备的,但的确是找不出作案的动机。”
“对。作案人先跟王敏电话联系过,发生性关系时使用了避孕套,从王敏的表情看不像是发生过冲突,现场没留下一点痕迹,找不到有用的指纹、脚印,寻呼机拿走了,床上的毛发连王敏的都找不到一根,显然都收走了,连吃过的苹果核都记得带走,作案手段又那么特殊。基本可以判断是有预谋的,就是找不到动机。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隐情。”普克陷入半沉思状态,像对彭大勇说,又像在自言自语。
彭大勇问:“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我去市政府看看。张芳看到的那个背影,简直成了这个案子最后一根救命稻糙了,碰碰运气吧。”
“我陪你去吧,我跟他们保卫处有点交道,容易配合点。要不然,恐怕会把影响弄大,咱们头儿跟你打过招呼了吧?说是要尽量缩小影响范围。”
“那太好了。领导跟我谈过了,我正发愁呢,个人资料里不会有身高、体重这些情况,又不可能一个一个去对着看,一来影响不好,二来万一凶手在里面,又会打糙惊蛇。”
“走吧,到那儿和他们保卫处商量一下,看有什么好办法。”彭大勇说。实际上,他完全可以撒手不管这件事,多年的从警生涯,也磨平了他的好奇心和对死者的恻隐之情。可不知为什么,看到眼前这个警界新手那副沉迷的模样,他就像被一种什么力量推动着一样,不由自主地想参与其中。
2
这一次,普克他们的运气还算不错。到了市政府保卫处,彭大勇找到一个关系不错的干部,把情况一讲,那人就说这好办,正巧前不久机关搞过一次全面体检,体检表里就有普克他们需要的项目,那些表格全部保留在机关门诊部,他可以带普克他们去查。
按照张芳提供的特征,普克、彭大勇将条件相近的人员记录下来。共有九名男性大致符合,即身高在一米七八左右,体重不是出格的胖或瘦。这九人中,有三人年龄在五十至六十岁之间,两人是刚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小年轻”,根据案情看,这两个年龄段的人作案可能性相对较小,普克他们首先对这五人做了排查调查,均可排除嫌疑。剩下四人,分别是民政局干部胡军,三十四岁,身高一米七八;文化局文化科科长张建民,四十一岁,身高一米七八;人事局副局长陈志宇,四十二岁,身高一米七九;财政局财务科副科长高明,三十八岁,身高一米七八。
普克注意到这四个人中,有一个正是王敏所在科的科长张建民。他还记得和王敏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老刘。案发当天,普克和老刘谈过话,从老刘的谈话中看出,似乎有一些隐情老刘不愿提及,当时老刘说,下面是有一些传闻,但人命关天的事,没有根据不能乱说。普克出差之前又找过老刘一次,老刘干脆说她已经把知道的事全说了,再没有新情况。普克想,科长张建民是老刘的顶头上司,即使老刘真知道有关他的传闻,又怎么肯轻易得罪上司?张建民的身材与嫌疑人身材相近,又是王敏的科长,也许只是与案情毫无关系的巧合,但也说不定会给案情的侦查带来新的发展。
彭大勇还有其他工作,普克谢过他,请他先回去了。他打算自己和这四个人一个个正面接触。普克知道从事刑侦工作从理论上不承认直觉,但此时此刻他的直觉告诉他,他应当抓住这根飘浮不定的稻糙不放。不过同时他也提醒自己,不能让直觉占了上风,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
普克准备按照这四人职位的不同,由低而高地进行接触。他知道,任何人被作为嫌疑对象与警方谈话,都不会有愉快的感觉。在同样的嫌疑下,谈话的难度应当与职位的高低成正比。普克决定从民政局普通干部胡军开始。
谈话是在一个小会议室进行的,因为胡军和他人共用一个办公室。在电话里普克已对胡军简单说明了来意,胡军先是不明白似的问王敏是谁,紧接着像是想起来了,但接下来的语气便显得有些戒备,可能旁边有人,想了一下便说在会议室和普克谈。
胡军看上去和实际年龄差不多,看样子像是经常锻炼身体,显得很壮健。见到普克,有点不耐烦地问:“王敏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普克和颜悦色地说:“这只是一个泛泛的调查,我们会找很多人问问情况,没有特别的针对性,谢谢你的配合。”
胡军说:“问吧。”自己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来点上,问都没有问普克一句。
普克问:“刚才打电话,好像你是认识王敏的,对吗?”
胡军喷了一口烟,表情有些不屑地说:“说不上认识,知道而已。那个女人,知道她的多了。我没和她打过交道,她被杀的事,也是听同事说晚报上登了才看到的。”
普克问:“对不起,你说知道她的人多了,是不是有所指?”
胡军皱着眉头说:“都是些传闻而已,现在她人已死了,你去问谁,谁能把那些事拿来乱说?谁敢对那些话负责任?机关工作的人,这点数还是有的。不过你想想,她能调到这个单位,一来又分到一套房子,没点能耐还行?听说在科里混得也不错。”最后这句话,说的很慢,有点意味深长的意思。
普克注意着胡军的表情,继续问:“我知道可能有点困难,不过,还是请你回忆一下,7月11日中午11点半至两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
胡军眉头一挑,有点恼怒,但压住了。他大口大口地抽烟,想了一会儿说:“那天不是什么特殊日子,中午在食堂吃过饭,我们办公室几个人就在这个会议室打牌,跟平常一样。我可以提供姓名,你再去查好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对我产生不好的影响,你们要负责任。”
普克不动声色地点点头,记下了胡军说的几个名字,然后就结束了谈话。过后他小范围地验证了胡军的话,证实他说的是实情。
和高明的谈话是在财政局一个小会议室进行的。高明一进来,普克就知道基本上可以将他排除嫌疑了。高明的身材很特别,上身出奇的瘦长,浑圆的腰,双腿短粗,类似金字塔的形状。普克和他简单地谈了几句,就将他排除在外了。
文化局是王敏的工作单位,普克熟门熟路地找到了她以前办公室。他事先只给老刘打了个电话,知道科长张建民正在办公室,就直接来了。科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普克轻轻敲了敲,里面的人说“请进”,他便推门进去。
普克客气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才问坐在办公桌前盯着他看的中年人:“请问是张建民张科长吗?”
“噢,你好!你好!我是张建民。”普克注意到,在最初的一瞬间,张建民的表情变化很快,先是有点慌乱,紧接着变得热情,但马上又稍稍收敛了一些,显得较为矜持。他站起身和普克伸过去的手握了握,又请普克坐下。
张建民有一张俗气十足的脸,虽然并不胖,却给人以油光满面的印象,面色红润,眼睛细长,有点谢顶,梳头时将四周的头发横着梳过头顶,并用摩丝加以固定,对头顶的不毛之地加以掩饰。身材适中,微微有点啤酒肚。说话总像是在打官腔,尾音拖得不必要的长。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寒暄几句过后,张建民主动地说:“你是来问科里小王,噢,就是王敏的事吧。”
“对,王敏出事后,我来过两次,正好都碰到科长忙其他事,不在办公室,我也就没打扰科长。这次,主要想请科长随便聊聊对王敏的印象,如果有什么我们不了解的情况,当然更好了。”普克将自己的态度调整为一种下级在上级面前应有的谨慎,目光一直十分诚恳地看着张建民的眼睛,而张建民却时不时地调开目光,不知是平日里的习惯,还是其他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