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重用之就杀之
可是在民元秋冬之际,国民党在选战中大获全胜之后,形势丕变,宋就认为由他来组织一个清一色的&lso;政党内阁&rso;,此其时矣。熟谙中国古典政治的袁世凯,也就仿古行事,采取&lso;不能重用之,就除(杀)之&rso;的老办法了。【笔者附注:曹操和刘备&lso;煮酒论英雄&rso;时,曹告诉刘备说&lso;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rso;,这一下把刘备的筷子都吓掉了。刘备所怕的便是&lso;不重用之,就除之&rso;这则古典老套路。&lso;三国演义&rso;在传统中国政治中影响之大超过正史。】
民二春初,在宋氏旅行讲演锋头正健之时,袁即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lso;重用之&rso;,不成,再&lso;除之&rso;。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不能等待了,他或许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时就&lso;除之&rso;的默许,迫不及待的,便悍然提早&lso;除之&rso;了。杀宋之后,风波闹大了,袁可能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他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揽乱袁对整个大局的布置。赵之杀宋,不是&lso;体谅领袖苦心&rso;,而是投机取巧,为保持自己总理的位置,不顾主子的困难,而悍然为之,这就不能饶恕了。因此后来赵也就不得好死了。
是谁杀了宋教仁?
宋教仁是奉袁的电召于三月二十日晚,从上海北站,乘夜车去北京。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阁拜相呢,所以送行者甚众。这时孙中山正率大批民党随员戴季陶等,东渡作访日之行。中山纺日的目的是&lso;考察铁路&rso;。可能也是志在吸引日资,来中国筑路。袁氏固知中山非筑路之人也。而此时国民党选战新胜,中山的信徒和从龙之士都相当骄纵,他们四出活动,孙大总统卷土重来之声浪也不绝于耳。南北再度分裂的谣言更是传遍全国。如今孙公重访日本,大唱其大东亚和中日联合的高调,而远在甲午战争之前,袁在朝鲜作&lso;小钦差&rso;时,与日本便有杀身之仇。现在孙公要引进日资来中国筑路,同时因为俄国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动,要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袁政府无如之何?中山乃密电袁总统,建议联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为此而活动频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为之惴惴不安,就不难理解了。在此关口,赵秉钧是否乘机进谗,外人固无由知晓,然赵于此时正在暗中积极布置杀宋,则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时,车上汽笛方鸣,他和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台人口处时,不意一个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现,向宋腰际开了一枪,击中要害,宋应声倒地。车站上一时秩序大乱,刺客乃乘机逃去,无影无踪。
可是在本世纪初年,中国正在&lso;转型&rso;运动的早期,一转百转的时候,他们袁、赵诸人搞后来所谓的&lso;特务工作&rso;,也还不够现代化。他们还是用&lso;买凶杀人&rso;的老勾当。这个凶手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并非行动机警的职业杀手。由于在上海滩流浪,乃被赵秉钧派在上海的特工应桂馨(本名应夔丞)所临时收买,来对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职业杀手,未受过专业训练,他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一作六野旅舍)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杀为何人。迨宋案发生了,这两位学生阅报告密,陈其美等乃报请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获,才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应夔丞之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实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抄获文件显示,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在行刺之前,洪自夸曾报告&lso;极峰&rso;袁总统,总统甚表欣慰,云云。
不过这些抄获文件,多系密电隐语,并且几乎是洪、应两人之间的片面之辞,确实内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读。再者,另据原对袁党甚为不满的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告诉张继说:&lso;洪述祖南行之先,见总统(按指袁世凯)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翦除,岂不甚好。袁笑曰:&ldo;一面捣乱尚不了,两面捣乱乎?&rdo;话止如此。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ldo;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rdo;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rso;【见&lso;国父年谱&rso;,页四五九,引张继回忆录】
此事如发生在当年英美的法治国家,或世纪末的新加坡、香港,甚或是台湾,两造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论,就要旷日持久,然后听取法官裁决,不服亦可上诉,官司打到&lso;终审法庭&rso;为止。不幸这是民国初年的中国啊!国民党人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干的了。黄兴于四月十三日所撰的挽宋联,说得最明白。黄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黄兴虽如是说,但他还是主张用法律解决。可是孙中山于三月二十五日从日本赶回上海时,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张兴兵讨袁了。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他不动声色的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蒋、毛二公后来动不动就用革命手段来对付政敌,历史家又如何下笔呢?这就是笔者一再不揣浅薄所说的&lso;转型&rso;问题了。从专制转法制,在咱中国至少要两百年长时间啊!在转型初期,虽至圣大贤的孙、黄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视法律之言行,自郐以下,就无待多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