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澎湖人迹已经迁徙的无人岛上,看到人所耕种的植物都被野草吞灭了,只有遍生的番薯还和野草争着方寸,在无情的海风烈日下开出一片淡红的晨曦颜色的花,而且在最深的土里,各自紧紧握着拳头。那时我知道在人所种植的作物之中,番薯是最强悍的。
这样想着,幼年家前家后的番薯花突然在脑中闪现,番薯花的形状和颜色都像牵牛花,唯一不同的是,牵牛花不论在篱笆上,在阴湿的沟边,都是抬头挺胸,仿佛要探知人世的风景;番薯花则通常是卑微的依着土地,好像在嗅着泥土的芳香。在夕阳将下之际,牵牛花开始萎落,而那时的番薯花却开得正美,淡红夕云一样的色泽,染满了整片土地。
正如父亲常说,世界上没有一种植物比得上番薯,它从头到脚都有用,连花也是美的。现在台北最干净的菜场也卖有番薯叶子的青菜,价钱还颇不便宜。有谁想到这在乡间是最卑贱的菜,是逃难的时候才吃的?
在我居住的地方,巷口本来有一位卖糖番薯的老人,一个滚圆的大铁锅,挂满了糖渍过的番薯,开锅的时候,一缕扑鼻的香味由四面扬散出来,那些番薯是去皮的,长得很细小,却总像记录着什么心底的珍藏。有时候我向老人买一个番薯,散步回来时一边吃着,那蜜一样的滋味进了腹中,却有一点酸苦,因为老人的脸总使我想起在烽烟奔走过的风霜。
老人是离乱中幸存的老兵,家乡在山东偏远的小县分。有一回我们为了地瓜问题争辩起来,老人坚持台湾的红心番薯如何也比不上他家乡的红瓢地瓜,他的理由是:&ldo;台湾多雨水,地瓜哪有俺的家乡甜?俺家乡的地瓜真是甜得像蜜的!&rdo;老人说话的神情好像当时他已回到家乡,站在地瓜田里。看着他的神情,使我想起父亲和他的南洋,他在烽火中的梦,我真正知道,番薯虽然卑微,它却连结着乡愁的土地,永远在乡思的天地里吐露新芽。
父亲送我的红心番薯过了许久,有些要发芽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在巷口卖糖番薯的老人,便提去巷口送他,没想到老人改行卖牛肉面了,我说:&ldo;你为什么不卖地瓜呢?&rdo;老人愕然的说:&ldo;唉!这年头,人连米饭都不肯吃了,谁来买俺的地瓜呢?&rdo;我无奈地提番薯回家,把番薯袋子丢在地上,一个番薯从袋口跳出来,破了,露出其中的鲜红血肉。这些无知的番薯,为何经过卅年,心还是红的!不肯改一点颜色?
老人和父亲生长在不同背景的同一个年代,他们在颠沛流离的大时代里,只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人,可能只有那破了皮的红心番薯才能记录他们心里的颜色;那颜色如清晨的番薯花,在晨曦掩映的云彩中,曾经欣欣茂盛过,曾经以卑微的球根累累互相拥抱、互相温暖。他们之所以能卑微地活过人世的烽火,是因为在心底的深处有着故乡的骄傲。
站在阳台上,我看到父亲去年给我的红心番薯,我任意种在花盆中,放在阳台的花架上,如今,它的绿叶已经长到磨石子地上,甚至有的伸出阳台的栏杆,仿佛在找寻什么。每一丛红心番薯的小叶下都长出根的触须,在石地板久了,有点萎缩而干枯了。那小小的红心番薯竟是在找寻它熟悉的土地吧!因为土地,我想起父亲在田中耕种的背影,那背影的远处,是他从菅芒花丛中远远走来,到很近的地方,花白的发,冒出了菅芒。为什么番薯的心还红着,父亲的发竟白了。
在我十岁那年,父亲首次带我到都市来,我们行经一片被拆除公寓的工地,工地堆满了砖块和沙石;父亲在堆置的砖块缝中,一眼就辨认出几片番薯叶子,我们循着叶子的茎络,终于找到一株几乎被完全掩埋的根,父亲说:&ldo;你看看这番薯,根上只要有土,它就可以长出来。&rdo;然后他没有再说什么,执起我的手,走路去饭店参加堂哥隆重的婚礼。
如今我细想起来,那一株被埋在建筑工地的番薯,是有着逃难的身世,由于它的脚在泥土上,苦难也无法掩埋它,比起这些种在花盆中的番薯,它有着另外的命运和不同的幸福。就像我们远离了百年的战乱,住在看起来隐密而安全的大楼里,却有了失去泥土的悲哀‐‐伊娘咧!你竟住在无土的所在。
星空夜静,我站在阳台上仔细端凝盆中的红心番薯,发现它吸收了夜的露水,在细瘦的叶片上,片片冒出了水珠,每一片叶都沉默小心地呼吸着。那时,我几乎听到了一个有泥土的大时代,上一代人的狂歌与低吟都埋在那小小的花盆,只有静夜的敏感才能听见。
那一夜,我们坐在母亲身侧,看萤火虫一一飞入芒花。
飞入芒花母亲蹲在厨房的大灶旁边,手里拿着柴刀,用力劈砍香蕉树多汁的草茎,然后把剁碎的小茎丢到灶中大锅,与馊水同熬,准备去喂猪。
我从大厅迈过后院,跑进厨房时正看到母亲额上的汗水反射着门口射进的微光,非常明亮。
&ldo;妈,给我两角。&rdo;我靠在厨房的木板门上说。
&ldo;走!走!走!没看到现在没闲吗?&rdo;母亲头也没抬,继续做她的活儿。
&ldo;我只要两角银。&rdo;我细声但坚定地说。
&ldo;要做什么?&rdo;母亲被我这异乎寻常的口气触动,终于看了我一眼。
&ldo;我要去买金啖。&rdo;金啖是三十年前乡下孩子唯一能吃到的糖,浑圆的,坚硬的糖球上面黏了一些糖粒。一角钱两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