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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闻一多以&ldo;爱国&rdo;著称。这种&ldo;爱国&rdo;的情绪和精神在留美期间表现得最集中最典型也最&ldo;感人&rdo;。但同是&ldo;爱国&rdo;，其表现却可以大相径庭。陈独秀、胡适、鲁迅，还有郭沫若，都可以说是十分&ldo;爱国&rdo;的，但他们的&ldo;爱国&rdo;往往表现为对自己祖国和国家的尖锐批判，正因为对这&ldo;国&rdo;爱之深，也才责之切。闻一多则不同。对这种不同，他自己倒有明确的意识。1922年12月，赴美未久的闻一多写了《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发表于国内的《创造周报》（15）上。该文对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国内新诗创作现状提出了批评。文章说：&ldo;《女神》底作者对于中国，只看见他的坏处，看不见他的好处。他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rdo;这里他将自己与郭沫若对&ldo;国&rdo;的&ldo;爱&rdo;做了比较。正因为他深爱着&ldo;中国的文化&rdo;，所以在文章中对包括《女神》在内的新诗创作表达了不满：&ldo;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lso;德谟克拉西&rso;，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lso;心弦&rso;&lso;洗礼&rso;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哪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rdo;

因为深情地爱着&ldo;中国的文化&rdo;，在美期间，研究、宣传和捍卫&ldo;中国的文化&rdo;便成了闻一多十分热衷的事。这期间，闻一多还参与发起成立了以&ldo;国家主义&rdo;为旗帜的&ldo;大江学会&rdo;。以这样一种情绪，以这样一种心态、以这样一种理念，可以想见，所谓&ldo;美国文化&rdo;对闻一多几乎不能发生什么影响。美国文化的核心是英美式自由主义，而英美国式自由主义的核心，则是个人主义。在美国成为了一个&ldo;国家主义者&rdo;的闻一多，对个人主义自然不会感到亲切。而不能理解和接受个人主义，也就谈不上理解和接受英美式自由主义。许多英美留学生，在英美不同程度地理解和接受了英美式自由。有人在留学期间，还以充分开放的心态面对英美文化，尤其满怀热情地观察和研究英美式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的方式，换句话说，他们满怀热情地理解和接受了英美先进的&ldo;政治文明&rdo;。胡适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这些人回国后就成为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而闻一多与他们不同。对美国的文化，闻一多未出国时即已极为抗拒。到美国后，更谈不上关注、探究和欣赏美国的&ldo;政治文明&rdo;了。所以，因为闻一多曾&ldo;在美国受教育&rdo;便把他说成是&ldo;自由主义者&rdo;，是一种严重误解。明白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与现代中国的其他一些英美留学生相比，闻一多为何很&ldo;另类&rdo;了。闻一多也曾是&ldo;新月派&rdo;中的一员。&ldo;新月&rdo;以英美留学生为主干。但闻一多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ldo;新月&rdo;人士可谓&ldo;名&rdo;合&ldo;实&rdo;离。闻一多被难后，熊佛西写了《悼闻一多先生》（16）一文，其中说：&ldo;有些人仅将你看成一位&lso;新月派&rso;的诗人，------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不错，你曾加入过新月社，但你之加入新月社完全是由于你和（徐）志摩私人的感情关系，你的人格和文格都和他们的不同。&rdo;熊佛西所做的价值判断姑且不论，他指出闻一多与其他&ldo;新月社&rdo;成员并不是一路人，倒是符合实际的。以胡适为首的&ldo;新月社&rdo;文人在1929年曾掀起一场颇具声色的&ldo;人权运动&rdo;。这是面对国民党的以党代政、独裁专制所做的悲壮抗争。在&ldo;人权运动&rdo;中，胡适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闻一多清华时的同班同学罗隆基发表的文章则有《论人权》、《专家政治》等，也是闻一多老同学的梁实秋也发表了《论思想统一》。这些文章对国民党政权进行了异常尖锐的批评，甚至对蒋介石本人也指名道姓地谴责。&ldo;人权运动&rdo;终于遭到国民党政权的打压，《新月》被查禁，罗隆基被逮捕。但在这场运动中，没有闻一多的身影。这当然并非因为闻一多的怯懦，而是因为闻一多对这场运动本就不感兴趣、不以为然。对于《新月》月刊的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对于《新月》月刊的谈政治，闻一多是&ldo;有些看法&rdo;的，并&ldo;投稿渐少&rdo;。（17）这也不难理解。胡适、罗隆基们是想要在中国传播他们留美期间所了解、理解并接受和推崇的&ldo;政治文明&rdo;，而对这&ldo;政治文明&rdo;，闻一多本没有多少了解和理解，更谈不上接受和推崇了。他自然也就不会加入这场&ldo;人权运动&rdo;中。后来，则干脆当面对罗隆基的谈政治刻薄地嘲讽。梁实秋曾回忆说：&ldo;我是一九三四年夏离开青岛到北京大学来教书的。清华远在郊外，彼此都忙，所以见面次数不多。这时候日本侵略华北日急，局势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没有不惄然心伤的，罗努生（隆基）主编《北平晨报》，我有时亦为撰写社论。一多此际则潜心典籍，绝不旁鹜，对于当时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对于实际政治深为厌恶。有一天我和罗努生到清华园看潘光旦，顺便当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对努生不表同情，正颜厉色的对他这位老同学说：&lso;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rso;当时情绪很不愉快。我提起这一件事，是为说明在抗战前夕一多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与世无争。&rdo;（19）罗隆基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先留美后留英，他谈政治时所依据的当然是英美式自由主义理念。而对他的谈政治，闻一多竟如此厌恶，以致于口出恶语。可见，对英美式自由主义政治理念，闻一多实在没有好感。再说，罗隆基留学美英时，学的便是政治学，回国后也曾当过大学里的政治学教授和政治学系主任。政治学是他的专业，是他养家糊口和安身立命的东西。所以，指责罗隆基谈政治，实在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