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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1页）

王朔：十年、二十年……

老侠：四十年。

王朔：咱们没有那么傻的人。

老侠：哪有傻到这份儿的人，开玩笑！追着浪cháo走，这个浪头赶不上，哗地又是下一拨儿了。

王朔：是呀。那么弄，弄成了，也老了，完了。什么也享受不到了。谁愿下这大功夫。咱的学校体制对学者。教授的要求，有没有什么量化的标准？我是说，怎么才能混成体面的学者？有没有硬性的标准？

老侠：高等院校中最令人羡慕的是那些既当它又有学术声望的聪明人，就像当年的王蒙，既是文化部长又是知名作家。

老侠：中国的读书跟西方反着。人家是大学本科最好读，越往上越难，读个博士七八年。十来年读不下来的是常事儿。

中国是本科最难读，越往上越好读，博士学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影响力。

西方人做论文，每一个注都要有关于出处的详细说明。观点摘要，证明你读过这本书，他们的博士论文的注释部分往往比正文还多。中国的导师不会这么为难自己的学生。学生论文的通过与否，涉及到导师的荣耀和面子，所以论文答辩时请谁不清谁挺有讲究的，这里边的人情学问不次于做论文的学问。听说现在可以用钱直接买学位了。改革了嘛，钱一管用，人情自然就淡泊了。钱就是人情，就是关系。

王朔：高校里不至于如此龌龊吧。不是说校园中的书桌还是方净土吗？

老侠：类似余杰这么精明的才俊，就是本来干净的书桌，也会被他们弄脏，不弄脏就混不出名堂来。这两天又看了他们那一拨的几本书，有个叫摩罗的，他与余杰之间的相互吹捧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摩罗的文集中有一篇余杰写的序和一篇摩罗的写余杰的文字，互相献媚的句式、语感。词句都差不多。余杰说什么在当今时代，在思想随笔上唯一能同他相媲美的青年学者只有摩罗。余杰喜欢用最字，陈平原是最杰出的文学史家之一，摩罗的文字就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最在汉语中是顶点、唯一的意思，最什么什么之一本身就是语言花活。有了最就没有之一。但他既想把人夸到最，又不想给人以唯一的话把，于是就只能用最……之一这类缺乏语言常识的句式了。再看两个人相互抛媚眼的文章的结尾，余杰说：摩罗也在寻找更寒冷的空间，我愿与他同行。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没有路的路。这是一条心灵救赎的路。我们并着肩往前走，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

再看摩罗怎么样夸余杰，你一定想笑，他的文章叫《什么是写作》，他先列举了卢梭、拜伦、鲁迅、卡夫卡、阳思妥耶夫斯基是他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写作。最后把这些伟大人物聚光在余杰身上，最近读余杰的随笔也是这样理解的。在我看来，余杰的写作就是这种理想的写作。献媚也要讲点含蓄与技巧，这些人却狂妄得一个个都站在巨人的头上俯视众生。再看摩罗献媚的最后：无论如何……余杰的所有文字中，毕竟挣扎着一个觉醒的自我，觉醒的生命……但生命既是余杰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我还倾向于把它看作某个更大更模糊的存在物的生命。

一个是在没路的路上，赎罪的路上，一个是觉醒的生命；一个愿与另一个同行，并肩走到底，一个的生命是另一个的生命。我要问，他们在赎什么罪，要虔诚忏悔的人怎么能这么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他心里有什么罪恶感，一点也没有。他们怎么觉醒的？觉醒到用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团伙小兄弟献媚。

王朔：我觉得我这人脸皮已经很厚了，也是个人精儿了，没想到还有比我脸皮更厚，更精于计算的后生。真他妈的是后生可畏，咱得躲远点儿。

老侠：还有一个自称是北大醉侠的叫孔庆东的，自夸与献媚的水平远不如前两位，他的夸人像报纸上的悼词，却是为钱理群先生祝寿而写的。他说：您和您的学生都是五四精神传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恰恰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延续着中华文明最宝贵的美德……检阅一下您的学生，可以发现，尽管他们闻道有先后，学问有深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君子，都是道德上的好人。他们既能尊人又能自尊，既能与人为善又能独立不阿，既能尊师敬老又不巧言令色，既能团结互助同时又君子不党。中国传统道德所推崇的礼义廉耻，儒家所弘扬的仁义礼智信，都在他们身上自觉不自觉地闪烁着。……我们在您身边，学到的不仅是专业，比专业更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精神。您是我们精神上永远的导师！这样祝寿词在中国传统中一般只用于人死之后的盖棺论定，我不知道钱理群看了这样的祝寿词有何感想，要是有人这么夸你，你会认定他不是为你祝寿，而是咒你快点入土为安。这篇文字可以作为这群有着博士。硕士头衔的市侩学问家的自画像。就这么一群人还要义正辞严，还被称之为一匹匹黑骏马，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们几个敞开了互媚。老侠：你看过老子吗？

王朔：我也就是翻翻。道非道的，可道不可道的，非常道的……其实我看过。

但现在记不住多少，看完就忘了。以前总听说老庄老庄的，我还以为他们是一个姓庄的人，就像叫老刘、老王那样，后来才知道是俩人。他俩有个先后没有？

老侠：庄子是老子后面的。

王朔：我粗着看的，也粗着听人说的。他那个道理是一个挺想得开的道理，教人想开点儿，别活得累。中国人的道理，一个孔子，一个老子，一儒一道，要么教人想开点儿，要么给人立规矩，想不开就去立规矩或让别人给你立规矩，想开了就离人群远点儿，自己个儿，别扎堆儿，凡扎堆儿的就是想不开的，凡不扎堆的就是想得开的。基本上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我觉得有好些人也不太知道他，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他还当过一回孔子的老师。但他们都在文章中提到他，说某某人有老庄之风呀。我一直就不知道这老庄之风说些什么。有些人好玩这个，什么出世呀。隐逸呀，说某人的作品某人的生活态度中有这个。在我看，凡在文章中掉书袋子做有文化状的东西，都是谄媚一路的。我不真的了解老庄。我觉得那往往是一些人的遮羞布，老庄被好些人弄成了遮羞布，达不到目的就使小性子，捉迷藏，类似于撒娇，无非是让人再看重他，三顾个茅庐什么的，弄个仙风道骨不正眼看人什么的。我对他基本是这么个看法。

老侠：庄子啦。佛教的禅啦，从古到今一直是附庸风雅者的好牌坊，文人们在仕途上一被下绊子，就必定非老庄即禅宗，魏晋时期的风流名士的附庸风雅，虽有反抗发泄的真实一面，但太消极，且骨子里仍不满。鲁迅早对此有精辟的见解。

这之后的山水诗，从谢灵运到王维到苏东坡到朱熹……不过是一种失意后的点缀而已。据说中国排宗的高师不识字，却弄得那么多识字的人跟着瞎起哄。中国文化只有内儒外法是真的，统治术是儒法互补，而不是李泽厚的儒道互补。对外讲儒，讲礼仪，让别人克已复礼。对内的权力斗争就全是法家阴阳家的那一套，阴而狠。中国知识人何尝真信过什么？美国诗人金斯堡信佛，尤喜禅宗，他来过中国，想找到正宗的禅，不用想，肯定是失望而归。现在的宗教、寺庙、教堂，教士啦、和尚啦都有行政级别。我记得八十年代有件事特别能说明中国的信徒是个什么东西。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大法师，叫什么法师来着……？

王朔：是海灯法师，二指禅的那个。

老侠：就是他。有一年春节晚会，居然把他弄到中央电视台当嘉宾，他也就去了。

王朔：二指禅，是吗？

老侠：这大法师，据说几十年末出山，修得六根纯净。其实这中央台太残酷了，可以靠行政命令把人家从深山拉到闹市来，人家在深山里修炼那么多年，心情平静，这一下说不定毁了他一生的修行。春节晚会，多世俗多平庸多煽情多诱人呀。花花绿绿的，歌呀舞呀，露膀子露大腿的，这不是成心拉法师下水吗？这大法师肯定是迫不得已，挺不情愿的。但他似乎很兴奋，觉得自己受到隆重的礼遇，他当即赋诗一首，给这台恶俗的大拼盘添了点禅香。

王朔：出名的，就是被人知道的。被咱们知道的，被夸成老庄的，我看都不太老庄，真正的老庄是咱们不知道的。

我想也许有那种思凡出了山了，后边还跟着一群人夸他如何如何地超凡脱俗，这种人肯定不太老庄了。最起码他跟俗世这些附庸风雅的关系弄得不错，人们觉得这和尚人也不错呀，心里也有些周旋的。

老侠：你读过《史记》、《资治通鉴》之类史书吗？

王朔：看过。小时候看的《史记》，但看得不多，也记不住多少东西了。《资治通鉴》我看过三四本，有点望而生畏。

我发觉里面也充满了各种道理，我发现中国的那些写史的人也是诲人不倦的腕儿，在史实的故事引申出一些评论，说出些道理来，我就怕这些说道理的书，一讲道理，我就两眼发黑，看不进去了。好像除了道理，中国人不会写别的东西。

老侠：中国的小说也是这样，随时随地诲人不倦。看那些古典的名著和不出名的小说，总要在每章每回的开始或结尾弄一段讲道理的东西，往往是用诗讲道理，什么有诗曰什么的……

王朔：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都是挺陈腐挺平庸的道理。《资治通鉴》中有许多权术。最初讲权术是不是也从孔子那儿开始讲的？

老侠：权术来自战国时的纵横术。阴阳学。老子是中国的阴谋设计大师，他为中国政治的阴暗运作提供了根本的游戏规则。那些纵横家，哪个君王认他，他就为之服务，今天去齐国，明天去魏国的。实际上，不仅纵横家，就是孔子也周游列国，去卖他那套东西，谁认他就卖给谁，就跟现在的跑官

一样。或者说，现在知识分子的幕僚心态从孔子就开始了，他周游列国无非是去跑官，混个一官半职。他说仁义，但当了官也照样心狠手辣，做了几天大司寇，就把少正卯给诛了。

当时也有些君王喜欢养士，在家里养一大堆饱学之土，像养一群好马。从那时起，中国读书人的宿命已经定了。纵横家那套游说技巧，都叫后人继承了。做人是有奶便是娘，今天投靠那个，明天又投靠这个，什么信念啦。忠诚啦，全没有。

今天也如此。

王朔：玩权术的人，我觉得在咱中国永远不倒也不老。

老侠：《资治通鉴》集古代权术之大全，它就是古代的《厚黑学》。它的可读性不在于司马光从史实中抽出的那几条迂腐的道理，而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黑暗，阴谋与暴力，谁黑谁狠谁无耻谁就肯定能灭掉政敌，大权独揽。真得六亲不认，只要是夺权的障碍，爱谁谁，一律灭掉。这种智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老子和法家。老子就是阴谋家，他的道理是由自然本体论到伦理韬晦术再到政治权谋，所谓以柔克刚，以阴克阳，以不变应万变，无私方能有大私等等……无一不透着智慧的狡黠。二十四史中这样的东西太多了，韩信受胯下之辱终成伟业就是经典的例子。从学校到家庭，大人们都爱拿韩信的韬晦之术教导晚辈，教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放弃人的尊严。如果你是一个人，一个有尊严的人，你怎么能够为一时的权直而甘受胯下之辱，用这种方式求将来的飞黄腾达，就等于告诉你想为人上人就要不拿自己当人，人下人就不是人。中国历史上的太监擅权就是一种制度化的韩信谋略。最后弄成不是宫廷非要阉了谁，而是许多人自我阉割，争着进宫。我们的史书一提到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之争，大都把罪恶推到宦官身上，常说中国文化毁于宦官之手。这不公平。第一，宦官是皇权制度的产物；第二，文官集团在道义上也决不比宦官集团高到哪儿去，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宫廷党争的残酷和血腥，不是因为养了一群小人，而是因为这个制度只能靠阴谋和血腥的政治来支撑。宦官整文官狠，文官得势整起宦官来也决不会有一丝怜悯，甚至比宦官还要狠。这不是某个皇帝或某一集团决定的，而是制度本身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