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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王朔：那我就觉得中国有的文人也从老祖宗那学来了很多生存的技巧，玩得社会不是个社会，人不是个人。你觉得呢？

老侠：他们确实从阴谋政治学中和人生策略学中，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厚黑学，他们从厚黑学中学到了一套东西，其核心就是看人下菜碟，看风向说话，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通常把自己的目的弄得很高尚似的。

比如王蒙身上这种东西就特别明显。前些年因他的《坚硬的稀粥》，知识界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人发文章说王蒙的小说《坚硬的稀粥》是影she总设计师等等，王蒙奋起以法律为武器保卫自己的名誉。权利。政治前途。这很好，我知道后也挺振奋，终于有一个著名作家，不是用打笔仗的方式，而是用法律的方式保护自己，伸张社会正义，为其他知识分子以后受到莫须有的甚至是用心险恶的攻击时，怎样既自我保护又维持社会公正做了一个示范。但是突然有一天，王蒙发表了一大批信，其中就有当时新上来的文艺界头头玛拉沁夫给王蒙的信，那时王蒙正如日中天在文化部长位置上。玛拉沁夫当时已无事可干，信的内容好像是说他还能干，请求王蒙给他找个位置，一纣口气谦卑加决心书式的信，有人把这信叫作效忠信。我觉得与效忠无关，也就是中国人惯用的韬晦而已。王蒙发这个信显然是为了臭玛拉沁夫，但这是私人信件，在没有经过写信者本人的同意或授权下不能公开发表，接信人可以烧掉或保存起来，但不得公开。这是法律常识。但王蒙不管这套，他以为小人只能以小人的方法来对付，流氓只能还以流氓，他似乎不明白，以流氓对流氓只能是大家一起流氓。这样可以发泄个人恩怨，但于社会正义、秩序无补。正如以暴易暴的结果还是暴力。我们似乎永远逃不出这种恶性循环。王蒙他就可以这样，前一会儿他会名正言顺地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社会正义，后一会儿他又会以正义的化身出现，置起码的法律常识于不顾，用阴招儿、用流氓对流氓的手法对某个有损于他的人进行报复。而且，我以为这不公正是王蒙的做法，也是一大批文人的共同心理。

王蒙的信发表后，许多文人拍手称快，感到这下让玛拉沁夫这个专门整人的老左脸面丧尽，当时受压抑的一群人借王蒙的小伎俩出了一口恶气。我就觉得他们对王蒙的做法拍手叫好，特过痛的痛快，这仅仅是个人恩怨的发泄，文坛青红帮之间的火并，与法治建设、反对极左、民主改革等等社会公益全无关系。有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把公正全抛开了，他们要的只是个人的、帮派的利益。他们连谈起码的社会正义的资格都没有。如果说王蒙在九十年代初的下台，走背字带有点良知的东西，起码他的命运值得同情，但他这么一弄，我就看不出他的良知在哪儿，我就会把这种小阴谋的纯熟操作和他的背运看成是同一种生存策略的不同表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聪明绝顶却全无心肝的生存技巧。

王朔：那些信中，好像有一批文坛豪杰，谢昆好像也有一封。

老侠：王蒙是讲谋略的，他要臭玛拉沁夫又不落话把，把他的信混在一大堆信中发出来。说玛拉沁夫是给文化部长写效忠信，其他人的信也好不到哪去。除了冰心等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的信中没有谄媚之词，剩下的信几乎封封都有。比较恶心的是上海的许子东和北大教授谢冕的信。许子东是以中国当代文学三人谈知名的，他信中谈到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说许多人对这小说的解读都没有评到点上，他许子东要重评，挖掘其深刻的内涵，反正话说得肉麻极了。谢冕就更过分了。

当时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诗，挺长的。谢冕是搞诗歌评论起家，是八三年清污时批判的三个崛起的第一崛起。

他好歹不济是北大教授、博导、中国诗歌理论界的当红权威呀，搞了那么多年诗歌，看过的诗一定不少，居然能在信中说：王部长您不但小说写得好，诗也写得那么好之类……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任何懂点诗的人看了王蒙的那些诗也不会觉出好来，你一个教授、博导、理论权威怎么就能恬着脸硬说那是好诗呢？如果那也是好诗，你作为专业的诗歌研究者置中国的诗歌手何地？再从学术荣誉的角度讲，你置北大这名牌大学的教授、博导的荣誉于何地？从做人的角度看，你这把岁数了，风风雨雨也经了不少，你又置自己的尊严于何地呢？看了这信，你就知道了他作为诗歌理论权威的审美标准是什么了。不是什么美学标准、知识标准。学术标准，而是人的地位标准。

权力标准。知名度标准。像许子东。谢冕都是学院派，他们的这种对权力的谄媚是中国知识界一些人的常态。学术变成了权术，权术的背后是做人的技巧、混世的策略，这样的学院派做的学问，怎么可能是学术，怎么可能取信于众呢？王朔：你粗一想中国文化灿烂呀、丰富呀、渊远流长呀，细一想都有谁呀，没谁呀。就说现代文学吧。现代文学我想了想，那些在大学课堂中有定评的作家，也就是鲁迅说得过去。

剩下的人也就是一篇东西、二篇东西而已，后来的沈从文还可以。你说那个排序，鲁郭茅、巴老曹，前三个人中只有鲁迅，后三个人中曹禺还可以，《雷雨》差点，《北京人》和《原野》还确实是好。《原野》真让我受了一次阶级教育。我原来以为地主和农民是对立的，可能那时候没有咱后来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那时地主与农民们都是干爹干妈的关系，这才是旧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三四十年代老舍有一点不错的东西，五十年代就是瞎写了。他们的水准也没有超过一个普通的好作家。

一个作家要立个腕儿，总该有一二篇东西还行吧，其实写出那么一二篇好东西，也不是特别难。就靠一二篇好东西就那么进入现代文学史了。其实现代文学史也不是个东西，拉了不少闲人废人，却排挤了很多正经的作家，包括像张爱玲这样的人都没搁进去。

老侠：现代文学史可以没有茅盾，不能没有张爱玲。

王朔：现在大家都在修史，要推翻重来。可我对这些史家谁也不信。我觉得他们都是带着很大的偏见在修史。那个给作家排座次的教授，把金庸排成第四，怎么让人信服？经常能听人说他最近写了一本文学史，虽然我没看过，但以往的读史经验。现在的环境和气氛就让你不相信他能那么老老实实地写一回。他个人的成见肯定会搁在里头。

老侠：这么些年来，史这个东西，已经是意识形态的脚注，做史都成套路了。在大学时，学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瑶主编的《现代文学史》，无非是什么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征三大块。现在重新修史，无非是换一种舶来的方法，什么方法时髦，就用什么方法，比如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头搞一遍。

王朔：是不是现在他们不好意思再用谁是进步的。谁是落后的方法来写史了？

老侠：实际上，中国现在的文史哲，做到今天，还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东西出来，我们没有好的理论家和史学家。中国人的教育最要命的还不是大学，而是中、小学，特别是文科的课本。语文课本选的那些篇章从小就败坏了学生的口味，把学生培养成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还有中国教的那套作文法，那种分类，论说文怎么写、叙述文怎么写之类的，学生不知道怎么写东西，这跟过去考试时的八股文没什么两样。这套东西，古八股也好，今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从根上讲是一样的：窒息孩子们的创造力。现在的大学稍好一点儿，讲课的自由度大一点儿，学生选择的机会多一点儿。高考制度已经把中小学生逼上了八股思维的唯一小径上，你不能旁观，更不能后退，除了沿着这条狭窄的路走，四周全是悬崖。全是深渊。

文革的那代孩子，好赖还停过课，儿童的天性还能舒展舒展，知青下乡还能跟锄头跟土块子跟坑头踉牛猪狗……跟有生命的东西打交道。现在的孩子，从入学开始，学的东西好像与活的生命无关了，全是死的，从外面强加的。

王朔：照你这么说，唯一的出路，逃离死人的出路，就是不上学。

老侠：我在国外有一种感觉特别强烈，他们关心活的东西，关心生命的跃动。

他也许没读多少书，但他每天无意识的视听感觉潜移默化地培养出对活的生命的敏感和关心。这是种渗透性的，每天耳濡目染的，是靠念书无法培养的。我有一次陪一个老外去看《焦裕禄》，她对中国电影感兴趣。其中有一场戏，她的反应既让我吃惊又特别可爱。一个老头重病在床，他的儿子商量怎么办，结果决定去找焦书记。

这老外看到这腾地就站起来，大声说：人都快病死了，找焦书记有什么用，应该去找医生。县委书记能治病吗？这电影怎么会这么拍，连常识都没有。还有一场戏，焦的老婆要买点肉，半路让焦给拉了回来，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咱不能吃肉。回家后吃饭，焦的孩子不想吃窝头，哭着闹，焦打了孩子，然后让一家人围着饭桌团团坐。那个老外看了说，怎么对自己的孩子这么残忍。你焦书记想为人民想当清教徒想做清官想成为人格神那是你自己的事，你无权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与你一起去牺牲。那场家庭戏吃饭戏，最后变成的焦书记正襟危坐，面色沉重地讲道理，国家和人民的大道理。这哪是一家人在吃饭，分明是在开县委常委会。

妻子和孩子不是听丈夫、父亲的儿女情长，而是听县委书记的训话。

王朔：咱们小时候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父爱母爱家庭温暖，人越大越感到小时候大人们都忙着革命，我们无父无母的就好大了。

老侠：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大恶劣，没有盐，给你灌一肚子水，然后把你突然扔到物欲横流之中，这种诱惑谁能抵挡住？！

王朔：在红色沙漠中长大的人，逮着个什么比饿狼还要贪婪和凶狠。

老侠：再回过头来说现代文学。文学史上肯定的那些大师级人物，像茅盾、巴金、郭沫若、冰心、丁玲等等，从语言的角度讲远不如肖红、张爱玲、沈从文地道。

特别像女作家中的冰心和丁玲，她们都是模仿西方开始，从行文到情绪，后来这种模仿在四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小说中、在八十年代的刘索拉、徐星们，马原、余华们的小说中一次次重复。

王朔：冰心的小说当时都什么人看，也是年轻人吗？

老侠：冰心最初是以社会的问题小说的姿态出现的。后来她受泰戈尔的影响，转向了《致小读者》。

王朔：现代文学这批人你觉得谁还能站得住？

老侠：现代文学史除了鲁迅之外，再没有大师了。有些人偶尔会有点东西，但整体上真的没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