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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5章（第2页）

并且宣称它是一个邪恶而又轻浮的民族。1804年，民族主义情绪的迸发使得

赫德尔的世界主义思想黯然失色，他写了一首颂歌献给日耳曼。普鲁士人并

不是唯一因奥地利的败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消失而感到激动的人民。从1805

年起，阿恩特在他的《时代精神》的第一部分中，表现了他对法国的公开敌

意。作为强制性组织的国家，直到当时一直受到德意志思想家的憎恶，现在

在他们的眼里开始具有了一定的价值，成了共同集体的保护者和个人的教育

者。1802年，阿恩特在另一部书《日耳曼和欧洲》中肯定，占有自然疆界和

取得海洋自由通道是一个民族自由发展所必需的。费希特从1800年起，在描

述能使人人都有自由和平等的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认为这种社会只有

采取能自给自养的&ldo;闭关国家&rdo;的形式才是可能的，因而他认为这种国家有

权建立相当辽阔和相当多样化的领土来满足自己的需要。1805年，他也转而

指望国家把人从罪孽中解救出来。

然而，这需要1806年的灾难和法国的占领来加速这种演变，特别是普及

这种演变。这并不是说这种演变是突然的和普遍的运动；耶拿战役以前和耶

拿战役以后一样，如果说不是法国，那么就是拿破仑个人仍拥有一些崇拜者，

例如在柏林的布赫霍尔茨，便是其中之一；此外，约翰&iddot;米勒当了热罗姆的

大臣；来比锡大学把一个星座命名为拿破仑；在埃尔富特会晤时，歌德曾会

见拿破仑；黑格尔在耶拿看见过拿破仑，称之为&ldo;世界的灵魂&rdo;，甚至到1809

年在纽伦堡任教授的时候，他还建议巴伐利亚人采用《民法典》。然而同样

可以肯定的是，从1807年起有一些德意志民族的知识界首领开始改变调子，

采取挑战的态度，有的颂扬日耳曼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有的自称忠于当地的

王朝；一些迹象表明，在人民群众当中，尤其是在普鲁士，漠不关心的状态

已被忿懑和敌意所取代。某些公开发表的政见是很有名的，如施莱尔马歇在

哈勒和柏林的讲道，这些讲道结果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怀疑；1808年，阿尼姆

的《隐士报》问世；而最著名的则是费希特1807年于柏林发表的《对德意志

民族的演说》。

普鲁士的不幸，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突出的反响，他们的出身和事业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