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战友后来绝大多数坚持回到了祖国。
1951年5月28日凌晨,我们近千名战俘被叫醒,分别被押上了一长溜汽车。布鲁克斯走来对坐在最后一辆车的驾驶室里的一个美国军官说了些什么,那军官下来和布鲁克斯一起走近我所在的这辆车。布鲁克斯指着我对那个军官说:&ldo;他就是张,到水原后你将他带给克劳斯中尉。&rdo;汽车发动了,布鲁克斯对我喊道:&ldo;张,你要认真考虑我的建议!&rdo;我点点头。车子走远了,我回头看见他还在向我挥手。
车队在婉蜒的山路上行进。从东边山顶出现了发白的曙光,我判断出我们是在向南走。迎面刮来的寒风使我瑟瑟发抖,我紧紧地靠在站在我旁边的难友、我们团的作战股长韩洛夫身上取暖。他索性打开棉军衣把我裹在一起。
当汽车向山下快速行驶时,老韩突然脱下棉衣罩在我身上,对我说:&ldo;小张,这边是悬崖,我决定跳车,死了算了!你要是能生还祖国,请向部队汇报我的情况,申请个烈士证寄回我家。我家在山西……&rdo;我没等他说完就反过身来紧紧抱住他说:&ldo;韩股长,就这么自杀太不值了,要死也等有机会时咱们夺了敌人的枪,拼它一场赚个本!&rdo;我又指着前面山路上几十辆亮着灯的车队说:&ldo;你看,咱们这么多的战士都被俘了!咱们是党员,是干部,自己要寻死容易,谁去照顾他们,谁领导他们度过艰难的战俘生活呢?&rdo;他痛苦地低下头,被我紧抱着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车队在山谷中急速向南驶去。
&ldo;离祖国愈来愈远了!&rdo;我仰望着北方,试图寻找那颗北极星,但北边那黝黑的山峰之上仍然密布着阴霾。
第五章被俘初期‐‐在水原城郊战俘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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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敌人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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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8日傍晚,我们被押送到南朝鲜水原市,下车后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这儿看起来像是一座学校的操场,广场正中排列了一长串条桌,每个桌子后面都坐着一个穿军便服的文职人员。我们被逐个叫去受审。审讯我的是一位黄种人,操着广东味的国语,大概是从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临时借来的翻译人员吧!
等待被提审时,我就考虑好了对付敌人审讯的原则:决不能损害我军我党的威信,不能暴露重大军事机密,但一般情况要如实讲。这是因为要争取敌人的信任来掩护我开展地下斗争,而且我们是集体被俘,一般情况敌人是容易搞清楚的。因此对于敌人审问的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所在部队番号等等,我都如实回答了。但是问到职务、政治面目、军衔、宗教信仰这几项,我谎报是宣传队员、群众、班级、基督教徒。当敌人问到连队的装备情况时,我说自己不是战斗人员,不了解部队装备内容。最后他问到我的团队的几位指挥员姓名,我说刚参军一个来月,都叫不上名字。
&ldo;你是宣传队员总该知道你的团政治部主任的姓名吧!&rdo;
&ldo;大家都只称呼他为张主任。&rdo;
这时,他打开一本英语的《中共部队情况汇编》,翻到我们军、师、团那一面,用手指移动着找到团政治处那一栏,然后点了点头。看到这本《汇编》我大吃一惊:敌人的情报搞得如此精确,我们的领导机关是否了解这一情况呢?
那位审讯员挥手让我上车,我松了口气,这第一次的审讯总算混过去了。
当上&ldo;翻译官&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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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送我们的汽车穿过水原市郊野,来到座落在城近郊的战俘转运站。这里的条件比前方临时收容站要好些,战俘们能睡在帐篷里的草垫子上,伙食除了每天两个大麦米团子之外,还有一点稀菜汤,汤里还有几片鱿鱼。
下车后,负责押送我们的军官叫我跟他走。他把我带到铁丝网内靠近大门口的一个独立帐篷里,对坐在一张桌前的美军中尉说:&ldo;哈罗,克劳斯,我奉布鲁克斯上尉之命给你送来一位会英语的中国战俘,他已被任命担任翻译,以便协助你管理中国战俘。我已不再羡慕你的工作轻松了,我今天一次就给你送来近千名中国战俘,够你忙活一阵子的哩!&rdo;
克劳斯中尉个子不高,棕色皮肤,灰眼睛。他听完后对送我来的军官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站起来对我说:&ldo;我正在发愁怎么让你的同胞懂得我的手势。你来了就太好了,你叫什么名字?&rdo;
那位军官抢着说:&ldo;他姓张,是个大学生,还是个基督教徒呢!&rdo;接着又对我说:&ldo;张,克劳斯中尉是我的好朋友。你不用害怕他,好好替他工作吧!&rdo;说完对中尉笑笑转身走了。
克劳斯中尉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又指着帐篷里的一张行军床说:&ldo;你就睡在这张床上。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工作人员,按日内瓦战俘公约,你应与我们雇用的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你的工作是管理你的同胞们吃饭、看病等生活问题。&rdo;说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工作人员用的袖标让我戴上。
我向他表示:&ldo;谢谢您给予我的优待,但我还是和我的伙伴们住在一起好。&rdo;
他说:&ldo;这只是为了工作方便,你当然随时可以去看你的同伴们。&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