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线:一千零二十辆。
第二线:三百三十辆。
预备队:二百五十辆。
现在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更坏。迄至十月十三日(含十三日),在一周的战争中,我们已经损失了二百四十辆坦克。第一线的坦克数量己降至七百八十辆。在这几次战斗中,敌人也损失了六百一十辆坦克:三百辆在我方最初的突击中被击毁,二百六十辆于十月八日至九日毁于他们自己的自杀性攻击,最后五十辆毁于十月十日至十三日。(由于十月十日他们开始奉行较为谨慎的战术,因此损失的坦克大大减少。)区别在于敌人掌握有足够的预备力量,可供他们两次而不是一次补充部队的损失。他们补足了遭到我军第一次攻击时损失的三百辆坦克和十月八日至九日损失的二百六十辆坦克。因此,敌军现在拥有大约九百辆坦克,而我们只有七百八十辆。对完成防御任务来说,只要我们继续保留预备队,这一比例就足够了。但是我们不具备发起进攻所需要的优势。
战后,国外报刊引用他们显然认为是赞美的言词谈到我:顽强、有进取心、干劲十足等等‐‐甚至恭维地说我很内行。对于这些赞美之词,我本来会感到不胜荣幸。可是,有人硬说我主张甚至在十月十四日以前就&ldo;迅速推进&rdo;到山口,并把上述赞美词中捉到的那些特质作为我提出这一主张的原因。这种推理对我并不适用。一个人可以有进取心,也可以为了国家而甘冒生命危险。但是,为什么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会拿武装部队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去冒险呢?(我很想知道是谁向新闻界透露这种消息的。我基本上可以肯定有人存心散布这种消息,因为在外国报刊报道之前,在埃及国内就已经有谣传。)
事实与此完全相反。从伊斯梅尔首次提出向山口发展进攻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断地当着许多人的而极力反对这一主张。这一争论是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在十号中心伊斯梅尔的办公室里开始的。我反对这一主张。我的根据还是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向伊斯梅尔的前任提出的那些理由,当时我力主只发起一次有限的攻击,后来我的主张被采纳了。我把曾对萨迪克说过,后来当伊斯梅尔于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接任国防部长时也对他本人说过的话,又向伊斯梅尔重复了一遍。我说:&ldo;敌人的空军仍很强大,我们自己的空军无法与之挑战。而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机动防空导弹部队来提供空中掩护。&rdo;我还补充说:&ldo;我们应该吸取第1步兵旅的教训。当时,该旅只有两个小时失去空中掩护,结果敌人只用空中攻击就把它打垮了。&rdo;
十月十二日,星期五
这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伊斯梅尔又旧事重提。这次他提出了一个理由:减轻敌人对叙利亚的压力。我再次反对他的意见。我们的进攻既不会成功,也不会大大减轻对叙利亚人的压力。
我说:&ldo;请你注意,尽管敌人遭到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在我们当面仍有八个装甲旅。我们的地面部队一旦越出萨姆导弹的保护范围,敌方空军马上就可以使他们失去战斗力。我们有事实为证。我们没有足够的&ldo;瓜得拉特&rdo;式防空导弹(萨姆-6)为开阔地上的我军提供机动防御。如果再向前推进,我们就会毁灭自己的军队,而又不会大大减轻我们的叙利亚兄弟所受的压力。&rdo;
中午,国防部长外出回来后对我说:&ldo;这是一项政治决定。我们必须在明晨以前发展进攻。&rdo;
十三时三十分:向前推进的命令已经拟妥,并由总司令部联络官送达各军团司令。戈奈姆将军负责将命令送达第2军团,塔哈&iddot;马格杜将军负责将命令送达第3军团。
十五时三十分:第2军团司令萨阿德&iddot;马蒙从他的前线司令部打电话给我说:&ldo;将军,我提出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工作。我不可能完成您刚刚下达的命令。&rdo;几分钟后,瓦西勒从第3军团打来电话。他也强烈反对,差点儿要辞职。我没有隐瞒自己的反对意见,也没有隐瞒我的反对意见已被否决这一事实。接着,我又去找伊斯梅尔,我说要战地指挥官去做他们事先已经声明无法做到的事情,就会带来灾难。于是,我们决定立即找他们来十号中心磋商。
十八时:会议开始。我和两名战地司令官坚持我们的反对意见。伊斯梅尔否决了我们的意见。这是一项政治决定。我们必须服从。会议于二十三时散会前,他所做的唯一让步是我们的进攻可以从明天(十月十三日)推迟到十月十四日拂晓。但是伊斯梅尔接着又下令说:在发起进攻时,不能削弱我们的桥头阵地,而应投入我们的战役预备队。我们的战役预备队由三百三十辆坦克组成,包括第4和第21装甲师之大部。第4装甲师部署在第3军团的后方,第21装甲师部署在第2军团的后方。每个师有两个装甲旅(每旅一百辆坦克)和一个机械化步兵旅。第21师的坦克已经减少了了半,因为一个旅已经派往前线,给第16师的步兵攻击提供装甲支援。现在,我们奉命在十月十二日夜间把第21师的其余部队和第4师除一个旅以外的所有部队都派往前线,这项工作要于十月十三日夜间完成‐‐这样,在两个军团后方战役纵深内的预备队一共只剩下第4师一个旅的一百辆坦克。这是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