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三日,星期六
我们奉命执行伊斯梅尔制定的计划:用四个装甲旅和一个机械化步兵旅分四路发起进攻。
南段:一个装甲旅向米特拉山口进攻,一个机械化步兵旅向吉迪山口进攻。
中段:两个装甲旅向塔萨进攻。
北段:一个装甲旅向巴卢扎进攻。
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进攻不可能获胜。敌军在他们的战役地幅内有九百辆坦克。我们用四百辆坦克发起进攻。我们是在用集团冲锋的战术进攻敌军坚固设防的阵地。十月八日至九日,敌军曾因采取这一战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过去我们也曾指责我方坦克乘员在被敌方空中力量控制的开阔地上实施进攻。
十月十四日,星期日
结果不出所料。我们的进攻在拂晓开始。敌人用隐蔽得很好的坦克的集中火力,在密集的反坦克导弹和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的支援下,在十英里的距离内就把我军的四路进攻都阻止住了。中午,我军奉命撤回到桥头阵地。我军损失了二百五十辆坦克,这比我们迄今在这场战争中所损失的坦克总数还要多。敌军损失了五十辆。
十一时:由于我们的进攻显然已经无可挽回地受阻,我就打电话到第2军团司令部,要马蒙将军接电话。他的参谋长说他正在休息。现在指挥官们只要有机会就抽空睡觉,但是当他们的部队正在遂行战斗时,通常是不能睡觉的。而且只要总司令部来了电话,他们往往是要来接的。但是不管我是多么吃惊,我并没有坚持要把他叫醒。
十三时:总统抵达十号中心。听到这次进攻的命运之后,他命令我到前线去鼓舞士气。一小时内,我已在第三次前往运河的途中。
十六时:我抵达第2军团前线司令部,要见马蒙。在那里,我得知了真实情况。他精神上顶不住了,正病倒在床。整个上午不断传来进攻被击退、部队伤亡不断增大的消息,他越来越难忍受,突然昏厥过去,此后就一直躺在床上,虽然神志清醒,但是很难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去看望他。马蒙要坐起来,但是床边的医生不让他这样做。医生私下对我说,应该把马蒙送到后方去,他需要由专家来治疗。但是当我建议马蒙到马阿迪医院去休养时,他却请求留下来和部队呆在一起。他说明天早晨就能恢复健康,并能立即恢复工作。我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不过,在他的恳求下,我同意推迟把他送到后方去的时间,等到第二天观察一下病情再说。(他的病情没有好转,直至停火以后,他还留在医院里。)
然后,我开始收拾残局。我召集马蒙的参谋人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战况,并且转达了总统的问候和鼓励。我通过电话向前线的师长们转达了同样的意思。我还对第21装甲师师长阿拉比将军说,我准备立即驱车到西奈去看望他。(阿拉比建议别去。他说天快黑了,司机可能会迷路,而且夜间的战场也不是适合参谋长去的地方。但我坚持要去。整顿部队和重振士气是一项紧急任务。)
十七时:我离开第2军团司令部往南,到最近的一座浮桥去。当我抵达时,敌军炮兵正在进行弹幕射击,浮桥已被击毁。我继续驶向第二座浮桥,发现它已被收拢起来,以免被敌人的这次弹幕射击所击毁。我已经无法从中段渡河了。
我决定返回第2军团司令部。这时天已黑了,一路上由于无数次地检查身份证和盘问口令,我们走得很慢。我们刚回到被摧毁的浮桥旁,敌人就恢复了弹幕射击。我们快速穿过敌人的弹幕。我的座车无恙,但是后边那辆载着警卫班的汽车却被击中,一名警卫受伤。
二十时;我终于回到了第2军团司令部。我再次打电话给阿拉比,向他解释我为什么不能去看他,并祝他一切顺利。然后,我就启程回开罗。
二十三时;回到十号中心。向伊斯梅尔作了全面的报告。
午夜:总统来电话问我这次视察的情况。我把这最不幸的一天的情况向他作了全面的报告。
即使到现在,也就是六年以后,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要发动这次进攻。当然,这是萨达特总统下的决心。他一直声称这是为了减轻以色列对叙利亚战线的压力。这真是无稽之谈。
埃及只有通过给以色列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才能迫使以色列把部队从戈兰高地调往西奈半岛。但是,我们的部队从来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桥头阵地与以色列本土的边境之间,隔着一百多英里的开阔沙漠地。由于以色列掌握着空中优势,这片沙漠就变得不可逾越了。这十分重要,因此我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首次出席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时,就以有力的论据说明了这一事实。道理十分明显,因此理事会同意了我的观点。它对埃及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限制条件。但是,只要西奈仍然被以色列占领或者实行非军事化,以及以色列仍然掌握着空中优势,这一局面就不会改变。
但是,难道我们不能迫使以色列把装甲部队从戈兰高地调往西奈吗?不能,因为以色列在西奈己有八个装甲旅,这对遏制埃军的进攻来说已是绰绰有余的了。
此外,这次进攻的时间也不能证明萨达特的辩解是站得住脚的。十月十二日,叙利亚战线已经稳定下来。从十月十一日起,伊拉克的两个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机械化师‐‐已经参战。十月十三日,约旦开去一个装甲旅(随后还要开去第二个装甲旅),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援。